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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唐米娜，1982年生。17岁大学毕业后在法院工作数月，因尖叫的人生（中篇）误闯文化圈，18岁做编辑，却因逃离爱情一文在网络窜红，误入网络作家阵营。19岁念完硕士，开专栏，专写爱情。受湖南某刊邀请，出任该社编辑部主任。20岁出版小说集逃离爱情，部分作品被收录于数十本图书，同年被评为“湖南十大巾帼”
哪怕在成人社会头破血流时，我也丝毫不想回到少年的日子。
毫无疑问，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关键词。
我不能从它的字面上看出任何长者的希冀，而想出这个名字的爷爷，也从来不能给我一个明确的解释。
他说，父姓加上母姓，表示对我母亲的重视，在我们家庭里，男人与女人地位相同。
他说，他喜欢花草，起初是想让我叫做辛唐米兰，但是兰字与某长辈名字重合，怕不敬，便改做了娜。
他说，那时唐老鸭与米老鼠正流行，让我烙下我所属时代最天真可爱的身影，才选了“唐”与“米”
他说，米是最平实却最不可缺少的物什，娜是女性娉婷的身姿。
我想他是为这个名字自豪的，巧合或心机，使这四个字将四个音调包拢，组合成毫无意义却极具意义的新名词。
但是到今天，他也不知，我曾经有多么憎恨这四个字。
紫棉裤我出生的城市是北方与南方交界处的一座小山城。民风算纯朴，山水算清秀。小城里最宽的街道叫“大十街”记忆中的“大十街”是那样的宽，那样的长，小小的脚踏在那条水泥路上便会失去重心。近几年，终于回到小城，到了“大十街”的路口却是另一种心慌——它太窄了，窄到车都不能驶入。这样的小城，几乎任何人都可能扯上关系，几乎任何人都知道别人家午餐内容孩童成绩夫妻感情。
知识分子的爷爷将在现在任嫌小资的名字在八十年代初给予了我，我便要从第一声啼哭开始承受被关注的压力。
我猜，他们还是希望我是男孩子。因既成事实，便赌起气来，要在我身上证明出女孩比男孩更要优秀。这是一顶艰巨的试验，我是惟一的白老鼠。
小学生米娜在一年级到四年级时，还是很优秀的。
高年级的学生常在放学后在后面追认，谁是那个还穿开档裤的“小日本”——他们都这样叫她，飞快地跑到她身边，眼睛像风一样瞟一下再一下，快乐地举手高呼“打倒小日本”再飞一般跑远。那时，小学生米娜并不生气，我想，比起任何大孩子都不理她来说，她宁可他们取笑她。她一直都很害怕孤独，害怕不被认同。
上学，除了上厕所比较可怕之外，还是让小学生米娜很开心的。
可能是小学三年级那次事故留下的后遗症，我一直到大学毕业，都不肯一个人上厕所，要么找同伴，要么忍着回家。
那次事故主要因为一条紫棉裤。
冬天的小城非常冷，三年级的小学生，米娜怎么也不能再穿开档裤上学，所以，母亲给了她那条整档棉裤。我尽力描述那条棉裤的样子吧——像紫药水里泡过一样，深深的紫，厚实沉重，几乎可以将它在地上直立起来，蹲下时很需要力气，关节处会被棉花挤得生痛。裤子没有任何松紧带，裤腰被剖成前后两片，前面一片吊在胸口，等同于一件棉背心，后面一片各生出一条同色棉绳，可以在腰前打个蝴蝶结将裤子扎紧。
小学生米娜从教室跑到厕所时，手脚几乎冻僵，她穿得像只灯笼，圆滚滚低头看不见腰，便光凭着手的感觉去解开那只蝴蝶结，真可惜，手僵掉了，将活结扯死，然后无论如何都不能找到解开的方式。她不好意思向不认识的女生要求帮助，脸紫涨着，紧张又窘急，听到上课铃声时，她想，完了。在那一瞬间，她的腿忽然温暖湿润起来，突如其来的温暖与失控让她只能依在空无一人的厕所墙壁上放声大哭。
我不太记得，我是被老师揪回教室的，还是自己回去的。我只记得，她与同学都在笑，她说：连裤子都解不开，你应该改名叫辛唐迷糊。
这件事情真的很糟糕，对小学生米娜的打击太大了，像是一只混进小老虎队伍里的猫，它与它们日夜相伴相玩，几乎要忘记自己不过是一只猫时，老虎们忽然明白过来，它们取笑它小小的爪与牙，取笑它追赶跑跳的每一个动作，它弱小到不敢反抗老虎，只能憎恨起自己的没用——为什么，我不是一只巨大的虎呢？
凤凰树小学的操场上，有一棵凤凰树，每到春天，便会开满粉红色的花，毛绒绒，粉嫩嫩。花开九九藏书网的时候，小学生米娜总是开心的。春天到了，这是花草们最好的日子，也是她的好日子。
每年的春天，她都要去演出——敬老院、戏剧院，还有大大小小种类繁多的比赛。
我想，她不是真正喜欢舞蹈或音乐，而是喜欢这种被人注意和当“小大人”的感觉，喜欢打扮得漂漂亮亮做短暂焦点的感觉。
可惜，她不漂亮，唱歌或舞蹈也不算最佳，所以她只能跳群舞——小燕子里某一只燕子，八个小娃娃里某一个小娃娃，好不容易练过一只双人舞拾稻穗的小姑娘，还没有被通过正式演出。奶奶知道她的失落，安慰她：“但是你会讲故事啊，你可以做主持人啊。”
（——写到这里时，我忍不住想笑了。记得在那棵凤凰树下，我的语文老师拿着一张电视报，看着上面刊登着的主持人照片，非常有信心地对我说：“你的照片将来一定会出现在这里的。”老师可能是想让七八岁的女童开怀一笑，但是这句话果然成了真。我做了主持人，虽然永远不可能去主持春节晚会。）
在奶奶的提示下，小学生米娜成功转型，也第一次明白，什么叫上帝关了一扇门，一定会打开另一扇窗。
在老家的影集里，还存着这样一张照片：扎着羊角辨的小学生米娜与一个带眼镜的男生并肩站在两支麦克风前。她与男生看上去像极了恐怖片里的僵尸，腮上两团红，皮上一层白，加上额头上的红点，两张脸又像两只节日里的喜馒头。
照片的背后，有歪歪扭扭的字迹：剧照，主持节目。
哈，我都能看到小学生米娜得意又认真地趴在桌子上，在照片后认真写字的可笑表情，我猜她那时甚至树下理想——要成为优秀的节目主持人。
母亲近年来常回忆我的童年，现在的她能想起来的，都是些美好的回忆。她说她一直都知道我是独立的孩子，就像那次演出，结束之后，别的家长都向后台涌，去找自己的孩子，帮他们换衣服。而我是坐在巨大的木箱上掰着指头数，跳了两场舞，加上主持人服装，应该是三套母亲回忆到这里时，我无情地打断她：“你压根没有去看我的演出，怎么知道我在后台的情况？”她不服气地还瞪我一眼：“听你们老师说的。”
母亲不大关心我的这些演出，比起过程来，她更重视结果。而她评估结果好坏的标准，便是小城人零杂的议论。她说，那天是下着雨的，我两只手挂满了衣服，带着满脸花红柳绿，严肃地向家走。我笑，问母亲，为什么我是一脸严肃。母亲摇摇头：“这我怎么知道，反正你从来都神神怪怪的。”
现在，每天从直播间做完节目回家时，常常能从汽车的倒车镜里看到自己严肃的脸。偶尔下雨，我或者会在被水浇湿而反映得凄艳的路面上又看到小学生米娜。我明白，那种表情不叫严肃，而是落漠与惘然，像被收了魂，也像梦游。
小猫钓鱼我的好日子在小学四年级结束。
说实话，到现在为止，我还认为，有的老师是良药，有的老师是梦魇——这个观念并没有因为我成了社会人而改变，并没有因为我明白人非圣贤都有好恶而转念。
梦魇老师教的是数学，从此，数学也进入黑暗时期。那两年的黑暗，种下了自卑的种子，培养了自我揄挪的本事。
梦魇老师起初是喜欢我的。小的时候，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何明明起初是喜欢着的，后来会变化？现在，我用缘份两字来开解自己——爱一个人，爱的时候，毫无来由，不爱了，也没有明确原因。爱情如此，友情如此，那人与人萍水交逢几年的好与恶自然也是如此。
小学生米娜在某堂数学课时，开了小差，她也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她根本没有意识她在小声地唱歌：“小猫钓鱼”她甚至因为想不起下句歌词，而又喃喃地回唱了几遍这四个字。
等她明白自己的错误时，惩罚已经来了。
教鞭霹头击下，打在她白色的塑胶发卡上，等她心惊肉跳地看向老师时，已被老师的手揪住了耳朵拎到了讲台边。老师说：“连上课都想着唱歌，真是个戏子。”
同学都在笑。唉，我又感觉到热热的眼泪大团凝在眼眶中不敢滴下。
那天太不巧，我母亲到学校来找我，从窗口看见了我被罚站。她没有与我打招呼，而是羞窘地赶回了家。我只顾低头难受，哪儿知道窗外的蹊跷。放学时，我一路走着，一路迫自己哼歌，再用水瓶里的水将脸洗干净，以免有泪痕被觉察。到家门口时，我像平常一样，喊一声：“我回来九九藏书了！”然后依在厨房，尽量不露痕迹地问：“今天吃什么？”
母亲脸色铁青，她说：“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
“因为你长进了，可以和老师站在一个讲台上，而且可以厚着脸皮像没事人一样回家吃饭。”
面粉袋或垃圾生活中，我们常常伤人，也常常被伤害。现在，你我都知，最痛最重的那种，是被自己人伤。
因为是自己人，所以太知道软肋是什么；因为是自己人，所以才会更毫不忌禅。
梦魇老师只是给了自卑一个种子，而母亲却为它施肥浇灌。
比起“小日本”“辛唐迷糊”来，母亲给我的绰号更让人不舒服。她叫我辛唐垃圾。虽然现在这个称呼在我们之间是表亲爱，但是，并不能因此否定当初这个词带来的伤害。
她现在，常会在电话里说：“我知道你不爱我，你更爱你爸”
其实她错了，那时，我真的恨过她，但是这个恨的源头是来自于不知道如何能得到她的爱。
她在我现在这般年龄时，便做了母亲。她非常漂亮。而我，只遗传了她的五六成。生下我的时候，她曾以为会是个粉琢玉砌的女娃娃，但是，与她关系不好的女同事在看了婴儿的我之后，大声惊呼：“啊呀，长得真像一只老鼠。”
可能从那一声开始，她便不能对我感觉满意。
小学生米娜对母亲的记忆是这样的——她是漂亮的妈妈，像白雪公主的后母。呵，小女孩也够歹毒，她还曾经编故事讲给朋友听，说她现在的母亲不是生母，她的生母住在一个山洞里，养着很多花，很多鸟，疼爱她，给她梳头发
母亲是不喜欢给我梳头发的。她的手比我还要笨，常常将辫子辫反。她的脾气又急燥，用五分钟还没有将面前那头乱发弄整齐时，她就要发脾气了。
（母亲，对不住，我不是打算用文字来指责你。我现在，可能比你更明白那个年代的你。你那时，那样年轻。那样的年龄放在现在是被称为“女生”的。一个女生，还没有享受够别人的疼爱呢，就要开始做母亲，这实在太可怕。我知道，你其实很爱我，只是那时，你找不到爱的方法。）
母亲起初对打扮我也饶有兴趣。她是追求完美的女人，她希望她的女儿是人人都称的公主，而不是鼻涕虫丑小鸭。可惜，那个时候我不够争气。新衣服不到一天便被刮破，衣服口袋里总塞满了拾来的石头，玻璃片，还有脏脏的橡皮绳。我们一起走路时，她会挑剔地上下打量我，然后命令：“向后退，一，二，三。离我三步远，不要叫我妈。不知道是不是在医院里抱错了孩子，你太像拾垃圾的。”
像对待一只不再喜欢的洋娃娃，她不再打扮我，特别是秋冬天，索性拿她的大毛衣给我当外套。宽宽大大，袖子可以一直折到肩膀去，不像裙子也不像大衣，古怪地悬在身上，远远地看，应该像一只摇晃的面粉袋。
有一个小学时可恶的女生在老师布置大家写“猜猜他（她）是谁”作文时，便写了我。那天，老师安排大家轮个上讲台念自己的文章，然后让全班同学猜猜我们描写的是哪一位。当时，我正坐在座位上傻乐呢，忽然听到这位女同学的作文：“我们班有一个女同学。她总穿着比她要大一倍的衣服”只念了开头，全班同学便用小手指向了我：“辛唐米娜！”
呵，那一刻我才知道母亲的旧毛衣不合时宜不好看，而母亲在诱骗我穿上时，还告诉我小朋友是穿不了这样好的毛衣的。
面粉袋米娜没有向母亲抱怨。她只是将蚊帐剪了一块给洋娃娃做了件新衣服。她当然会因为剪破了蚊帐而挨打。但是，挨打时，她还是很庆幸的。至少她不用从母亲那儿听到“成绩不好还讲究吃讲究穿”这样的话。
我早说了，小学的最后两年是恶梦。那两年里，别指望能保持孩童的尊严。能承受这种从云端掉到深渊的落差，就已经很不错了。
一切的发生都是必然。像小学生米娜遇上了梦魇老师便必然地不喜欢数学课，不喜欢数学便必然地成绩要挂红灯，挂红灯必然要找家长，找家长必然要让家长失望，家长失望必然要批评教育小学生米娜，小学生米娜必然无地自容，无地自容到一定程度必然要找到途径释放或转移成长就是这么一个个方向明确的必然，谁都别想突变。
稻草人手记如果我说，少年时我便曾设想过各种死亡方式，你们一定会说：“切！”
现在，太多的少年人在诉说自己的痛苦，他们有一千种方式表达他们的孤独与厌倦，他们的表情比我现在坐在灯光下不辨窗帘外是白天还是黑夜还要疲倦。他们会说，你不比我们牛，不过与我们一样有过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成长的灰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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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唐米娜，1982年生。17岁大学毕业后在法院工作数月，因尖叫的人生（中篇）误闯文化圈，18岁做编辑，却因逃离爱情一文在网络窜红，误入网络作家阵营。19岁念完硕士，开专栏，专写爱情。受湖南某刊邀请，出任该社编辑部主任。20岁出版小说集逃离爱情，部分作品被收录于数十本图书，同年被评为“湖南十大巾帼”
哪怕在成人社会头破血流时，我也丝毫不想回到少年的日子。
毫无疑问，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关键词。
我不能从它的字面上看出任何长者的希冀，而想出这个名字的爷爷，也从来不能给我一个明确的解释。
他说，父姓加上母姓，表示对我母亲的重视，在我们家庭里，男人与女人地位相同。
他说，他喜欢花草，起初是想让我叫做辛唐米兰，但是兰字与某长辈名字重合，怕不敬，便改做了娜。
他说，那时唐老鸭与米老鼠正流行，让我烙下我所属时代最天真可爱的身影，才选了“唐”与“米”
他说，米是最平实却最不可缺少的物什，娜是女性娉婷的身姿。
我想他是为这个名字自豪的，巧合或心机，使这四个字将四个音调包拢，组合成毫无意义却极具意义的新名词。
但是到今天，他也不知，我曾经有多么憎恨这四个字。
紫棉裤我出生的城市是北方与南方交界处的一座小山城。民风算纯朴，山水算清秀。小城里最宽的街道叫“大十街”记忆中的“大十街”是那样的宽，那样的长，小小的脚踏在那条水泥路上便会失去重心。近几年，终于回到小城，到了“大十街”的路口却是另一种心慌——它太窄了，窄到车都不能驶入。这样的小城，几乎任何人都可能扯上关系，几乎任何人都知道别人家午餐内容孩童成绩夫妻感情。
知识分子的爷爷将在现在任嫌小资的名字在八十年代初给予了我，我便要从第一声啼哭开始承受被关注的压力。
我猜，他们还是希望我是男孩子。因既成事实，便赌起气来，要在我身上证明出女孩比男孩更要优秀。这是一顶艰巨的试验，我是惟一的白老鼠。
小学生米娜在一年级到四年级时，还是很优秀的。
高年级的学生常在放学后在后面追认，谁是那个还穿开档裤的“小日本”——他们都这样叫她，飞快地跑到她身边，眼睛像风一样瞟一下再一下，快乐地举手高呼“打倒小日本”再飞一般跑远。那时，小学生米娜并不生气，我想，比起任何大孩子都不理她来说，她宁可他们取笑她。她一直都很害怕孤独，害怕不被认同。
上学，除了上厕所比较可怕之外，还是让小学生米娜很开心的。
可能是小学三年级那次事故留下的后遗症，我一直到大学毕业，都不肯一个人上厕所，要么找同伴，要么忍着回家。
那次事故主要因为一条紫棉裤。
冬天的小城非常冷，三年级的小学生，米娜怎么也不能再穿开档裤上学，所以，母亲给了她那条整档棉裤。我尽力描述那条棉裤的样子吧——像紫药水里泡过一样，深深的紫，厚实沉重，几乎可以将它在地上直立起来，蹲下时很需要力气，关节处会被棉花挤得生痛。裤子没有任何松紧带，裤腰被剖成前后两片，前面一片吊在胸口，等同于一件棉背心，后面一片各生出一条同色棉绳，可以在腰前打个蝴蝶结将裤子扎紧。
小学生米娜从教室跑到厕所时，手脚几乎冻僵，她穿得像只灯笼，圆滚滚低头看不见腰，便光凭着手的感觉去解开那只蝴蝶结，真可惜，手僵掉了，将活结扯死，然后无论如何都不能找到解开的方式。她不好意思向不认识的女生要求帮助，脸紫涨着，紧张又窘急，听到上课铃声时，她想，完了。在那一瞬间，她的腿忽然温暖湿润起来，突如其来的温暖与失控让她只能依在空无一人的厕所墙壁上放声大哭。
我不太记得，我是被老师揪回教室的，还是自己回去的。我只记得，她与同学都在笑，她说：连裤子都解不开，你应该改名叫辛唐迷糊。
这件事情真的很糟糕，对小学生米娜的打击太大了，像是一只混进小老虎队伍里的猫，它与它们日夜相伴相玩，几乎要忘记自己不过是一只猫时，老虎们忽然明白过来，它们取笑它小小的爪与牙，取笑它追赶跑跳的每一个动作，它弱小到不敢反抗老虎，只能憎恨起自己的没用——为什么，我不是一只巨大的虎呢？
凤凰树小学的操场上，有一棵凤凰树，每到春天，便会开满粉红色的花，毛绒绒，粉嫩嫩。花开九九藏书网的时候，小学生米娜总是开心的。春天到了，这是花草们最好的日子，也是她的好日子。
每年的春天，她都要去演出——敬老院、戏剧院，还有大大小小种类繁多的比赛。
我想，她不是真正喜欢舞蹈或音乐，而是喜欢这种被人注意和当“小大人”的感觉，喜欢打扮得漂漂亮亮做短暂焦点的感觉。
可惜，她不漂亮，唱歌或舞蹈也不算最佳，所以她只能跳群舞——小燕子里某一只燕子，八个小娃娃里某一个小娃娃，好不容易练过一只双人舞拾稻穗的小姑娘，还没有被通过正式演出。奶奶知道她的失落，安慰她：“但是你会讲故事啊，你可以做主持人啊。”
（——写到这里时，我忍不住想笑了。记得在那棵凤凰树下，我的语文老师拿着一张电视报，看着上面刊登着的主持人照片，非常有信心地对我说：“你的照片将来一定会出现在这里的。”老师可能是想让七八岁的女童开怀一笑，但是这句话果然成了真。我做了主持人，虽然永远不可能去主持春节晚会。）
在奶奶的提示下，小学生米娜成功转型，也第一次明白，什么叫上帝关了一扇门，一定会打开另一扇窗。
在老家的影集里，还存着这样一张照片：扎着羊角辨的小学生米娜与一个带眼镜的男生并肩站在两支麦克风前。她与男生看上去像极了恐怖片里的僵尸，腮上两团红，皮上一层白，加上额头上的红点，两张脸又像两只节日里的喜馒头。
照片的背后，有歪歪扭扭的字迹：剧照，主持节目。
哈，我都能看到小学生米娜得意又认真地趴在桌子上，在照片后认真写字的可笑表情，我猜她那时甚至树下理想——要成为优秀的节目主持人。
母亲近年来常回忆我的童年，现在的她能想起来的，都是些美好的回忆。她说她一直都知道我是独立的孩子，就像那次演出，结束之后，别的家长都向后台涌，去找自己的孩子，帮他们换衣服。而我是坐在巨大的木箱上掰着指头数，跳了两场舞，加上主持人服装，应该是三套母亲回忆到这里时，我无情地打断她：“你压根没有去看我的演出，怎么知道我在后台的情况？”她不服气地还瞪我一眼：“听你们老师说的。”
母亲不大关心我的这些演出，比起过程来，她更重视结果。而她评估结果好坏的标准，便是小城人零杂的议论。她说，那天是下着雨的，我两只手挂满了衣服，带着满脸花红柳绿，严肃地向家走。我笑，问母亲，为什么我是一脸严肃。母亲摇摇头：“这我怎么知道，反正你从来都神神怪怪的。”
现在，每天从直播间做完节目回家时，常常能从汽车的倒车镜里看到自己严肃的脸。偶尔下雨，我或者会在被水浇湿而反映得凄艳的路面上又看到小学生米娜。我明白，那种表情不叫严肃，而是落漠与惘然，像被收了魂，也像梦游。
小猫钓鱼我的好日子在小学四年级结束。
说实话，到现在为止，我还认为，有的老师是良药，有的老师是梦魇——这个观念并没有因为我成了社会人而改变，并没有因为我明白人非圣贤都有好恶而转念。
梦魇老师教的是数学，从此，数学也进入黑暗时期。那两年的黑暗，种下了自卑的种子，培养了自我揄挪的本事。
梦魇老师起初是喜欢我的。小的时候，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何明明起初是喜欢着的，后来会变化？现在，我用缘份两字来开解自己——爱一个人，爱的时候，毫无来由，不爱了，也没有明确原因。爱情如此，友情如此，那人与人萍水交逢几年的好与恶自然也是如此。
小学生米娜在某堂数学课时，开了小差，她也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她根本没有意识她在小声地唱歌：“小猫钓鱼”她甚至因为想不起下句歌词，而又喃喃地回唱了几遍这四个字。
等她明白自己的错误时，惩罚已经来了。
教鞭霹头击下，打在她白色的塑胶发卡上，等她心惊肉跳地看向老师时，已被老师的手揪住了耳朵拎到了讲台边。老师说：“连上课都想着唱歌，真是个戏子。”
同学都在笑。唉，我又感觉到热热的眼泪大团凝在眼眶中不敢滴下。
那天太不巧，我母亲到学校来找我，从窗口看见了我被罚站。她没有与我打招呼，而是羞窘地赶回了家。我只顾低头难受，哪儿知道窗外的蹊跷。放学时，我一路走着，一路迫自己哼歌，再用水瓶里的水将脸洗干净，以免有泪痕被觉察。到家门口时，我像平常一样，喊一声：“我回来九九藏书了！”然后依在厨房，尽量不露痕迹地问：“今天吃什么？”
母亲脸色铁青，她说：“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
“因为你长进了，可以和老师站在一个讲台上，而且可以厚着脸皮像没事人一样回家吃饭。”
面粉袋或垃圾生活中，我们常常伤人，也常常被伤害。现在，你我都知，最痛最重的那种，是被自己人伤。
因为是自己人，所以太知道软肋是什么；因为是自己人，所以才会更毫不忌禅。
梦魇老师只是给了自卑一个种子，而母亲却为它施肥浇灌。
比起“小日本”“辛唐迷糊”来，母亲给我的绰号更让人不舒服。她叫我辛唐垃圾。虽然现在这个称呼在我们之间是表亲爱，但是，并不能因此否定当初这个词带来的伤害。
她现在，常会在电话里说：“我知道你不爱我，你更爱你爸”
其实她错了，那时，我真的恨过她，但是这个恨的源头是来自于不知道如何能得到她的爱。
她在我现在这般年龄时，便做了母亲。她非常漂亮。而我，只遗传了她的五六成。生下我的时候，她曾以为会是个粉琢玉砌的女娃娃，但是，与她关系不好的女同事在看了婴儿的我之后，大声惊呼：“啊呀，长得真像一只老鼠。”
可能从那一声开始，她便不能对我感觉满意。
小学生米娜对母亲的记忆是这样的——她是漂亮的妈妈，像白雪公主的后母。呵，小女孩也够歹毒，她还曾经编故事讲给朋友听，说她现在的母亲不是生母，她的生母住在一个山洞里，养着很多花，很多鸟，疼爱她，给她梳头发
母亲是不喜欢给我梳头发的。她的手比我还要笨，常常将辫子辫反。她的脾气又急燥，用五分钟还没有将面前那头乱发弄整齐时，她就要发脾气了。
（母亲，对不住，我不是打算用文字来指责你。我现在，可能比你更明白那个年代的你。你那时，那样年轻。那样的年龄放在现在是被称为“女生”的。一个女生，还没有享受够别人的疼爱呢，就要开始做母亲，这实在太可怕。我知道，你其实很爱我，只是那时，你找不到爱的方法。）
母亲起初对打扮我也饶有兴趣。她是追求完美的女人，她希望她的女儿是人人都称的公主，而不是鼻涕虫丑小鸭。可惜，那个时候我不够争气。新衣服不到一天便被刮破，衣服口袋里总塞满了拾来的石头，玻璃片，还有脏脏的橡皮绳。我们一起走路时，她会挑剔地上下打量我，然后命令：“向后退，一，二，三。离我三步远，不要叫我妈。不知道是不是在医院里抱错了孩子，你太像拾垃圾的。”
像对待一只不再喜欢的洋娃娃，她不再打扮我，特别是秋冬天，索性拿她的大毛衣给我当外套。宽宽大大，袖子可以一直折到肩膀去，不像裙子也不像大衣，古怪地悬在身上，远远地看，应该像一只摇晃的面粉袋。
有一个小学时可恶的女生在老师布置大家写“猜猜他（她）是谁”作文时，便写了我。那天，老师安排大家轮个上讲台念自己的文章，然后让全班同学猜猜我们描写的是哪一位。当时，我正坐在座位上傻乐呢，忽然听到这位女同学的作文：“我们班有一个女同学。她总穿着比她要大一倍的衣服”只念了开头，全班同学便用小手指向了我：“辛唐米娜！”
呵，那一刻我才知道母亲的旧毛衣不合时宜不好看，而母亲在诱骗我穿上时，还告诉我小朋友是穿不了这样好的毛衣的。
面粉袋米娜没有向母亲抱怨。她只是将蚊帐剪了一块给洋娃娃做了件新衣服。她当然会因为剪破了蚊帐而挨打。但是，挨打时，她还是很庆幸的。至少她不用从母亲那儿听到“成绩不好还讲究吃讲究穿”这样的话。
我早说了，小学的最后两年是恶梦。那两年里，别指望能保持孩童的尊严。能承受这种从云端掉到深渊的落差，就已经很不错了。
一切的发生都是必然。像小学生米娜遇上了梦魇老师便必然地不喜欢数学课，不喜欢数学便必然地成绩要挂红灯，挂红灯必然要找家长，找家长必然要让家长失望，家长失望必然要批评教育小学生米娜，小学生米娜必然无地自容，无地自容到一定程度必然要找到途径释放或转移成长就是这么一个个方向明确的必然，谁都别想突变。
稻草人手记如果我说，少年时我便曾设想过各种死亡方式，你们一定会说：“切！”
现在，太多的少年人在诉说自己的痛苦，他们有一千种方式表达他们的孤独与厌倦，他们的表情比我现在坐在灯光下不辨窗帘外是白天还是黑夜还要疲倦。他们会说，你不比我们牛，不过与我们一样有过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成长的灰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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