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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愿作调人。
平时为日本新闻界称之为”和平运动参谋总长”的周佛海，对”组府”正起劲之时，在上海招兵买马，许下了好些”部长”、”次长”而且连”新政府”的预算都编好了。但是有两个问题不能解决，以致于哪一天才能粉墨登场，却是个未知数。
一个问题是青天白日旗上的飘带。汪精卫坚持要取消，而日本军部特地召集华中、华南、华北3个派遣军的参谋长，在东京开会研究，一致表示：青天白日期上挂飘带，作为”汪政府”的”国旗”已是最大的让步；如果连这条飘带也要取消，变成敌我不分，不但在实际作战上有妨碍，最严重的是会影军心，万一发生哗变情事，勿谓言之不预。
提出这样的警告，日本军部自然坚持原议；汪精卫也知道事实上有困难，只能拖着再说。
再有一个问题是今井从香港回日本以后才发生的。原来关于”汪政府”的国际地位问题，周佛海曾经与日本外务省的代表加藤谈过，”汪政府”自称为”还都”并非成立”新政权”所以无所谓”承认”问题。周佛海只要求日本派遣”大使”向汪精卫呈递”国书”
加藤的答复是，日本派特使不派大使，不递国书。周佛海表示，倘或如此，组成”新中央政府”毫无意义。谈得一场无结果而散。
当然，让步的必是骑虎难下的一方，周佛海跟汪精卫商量，用与日本当局同时发表宣言的方式，作为日本对汪精卫”组府”支持的表示。这个方式是影佐祯昭所同意，而且认为很合理的；但到东京去了一趟，他的态度改变了。
“贵方发表宣言，日本方面不便阻止；但日本不发表宣言响应，不表同意，亦不否认，采取默认态度。”影佐接下来将与今井商量好的解释说了出来：“因为公然承认，则日本右派及帝国主义者，必然反对，不能不事先顾虑。”
周佛海愕然，”汪先生的宣言，日本固不否认；可是，”他问：“日本的议员或者记者提出询问；日本政府如果稍为表示：这是中国旗面的希望。哪一来，汪先生宣言的效力，岂不是完全打销了？”谈来谈去谈不拢，只好约定第二天一起去见了汪精卫再作道理。
到得第二天一早，影佐忽又不速而至；一见面便问：“汪先生跟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是否熟悉？”
司徒雷登是美国人，他的父亲是早期来华的传教士；所以司徒雷登出生在中国。周佛海认识此人，并不相熟；如今听影佐这一问，料知有话，考虑了一会，还是据实相答。
“他到上海来了；要由香港转重庆。我昨天跟他见面。”影佐紧接着说：“他对全面和平倒也很热心。”
一提到这一点，周佛海心情有些矛盾，全面和平固然是内心的希望；但一谈到全面和平，对于”组府”便横生好些障碍；日本军部不肯发表宣言响应，亦就是为了留下跟国民政府的和谈之路。如今横刺里又杀出来一个司徒雷登，眼前的情势，恐怕要弄得很复杂了。
心里是这么想，表面上当然表现得颇为兴奋的样子，”喔，”他问：“他怎么说？”
“他说，他在北平跟王克敏谈过，希望王克敏出任蒋委员长及汪先生中间的调人。”
这就有点匪夷所思了！周佛海心想，司徒雷登在华多年，何以政治行情，一无所知？王克敏具何资格，能任此调人？
“不过，我们从另一方面接到的电报，与此不同。”
“所谓另一方面，是哪一方面？”
“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影佐停了一下说：“据说，司徒雷登本人想出任重庆与东京间的调人，托王克敏向冈村大将，探询意向。”
这两种情况，大不相同；王克敏虽没有资格担任重庆与东京的调人，但司徒雷登有美国的背景，甚至可能是华府白宫或国务院的授意，担任重庆与东京的调人，不但够资格，而且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一件事。
“那么，”周佛海问：“冈村大将作何表示。”
“冈村大将觉得这件事不应该由他答复；所以打了电报给西尾大将，请求指示。”
西尾就是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周佛海心想，此事即使是西尾，亦未便贸然作决定性的答复，便即问说：“西尾大将当然要跟东京联络？”
“是的。一方面跟东京联络；一方面要我来联络，西尾大将想知道汪先生跟周先生的意向。”
听得这话，周佛海大感兴奋；因为西尾寿造没有抛开汪精卫，证明日本军人还是讲交情的。否则，重庆与东京，通过司徒雷登直接联络，汪精卫成了局外人，不仅没有发言的余地，而且连内幕都无从获知，那时的地位，岂不尴尬？
“周先生，”影佐最后才道明真正来意：“司徒雷登提出要求，希望通过我们的关系，请你跟他见一次面；谈谈汪先生跟你对全面和平的意见。”
这一下，周佛海不由得踌躇了。原来他的根本目的是：“组府”第一；谈和平次。以为有了”政权”在手里，就是有了一笔政治资本。但”组府”之事，从”高陶事件”以后，各方的空岂不佳；全亏得周佛海在那里极力拉拢。如果传出消息去，说他与司徒雷登有所接触，大家都会想到：必与中日谈和有关；既然要停战谈和了，”汪政府”当然不会再出现。见机而作，避得远些；否则”新贵”做不成，落个准备”落水”做汉奸的名声，太犯不着。这一来，不就等于垓下的楚歌，一夕之间，楚军瓦解！其事不可不慎。
但是，尽管影佐一... -->>
司徒雷登愿作调人。
平时为日本新闻界称之为”和平运动参谋总长”的周佛海，对”组府”正起劲之时，在上海招兵买马，许下了好些”部长”、”次长”而且连”新政府”的预算都编好了。但是有两个问题不能解决，以致于哪一天才能粉墨登场，却是个未知数。
一个问题是青天白日旗上的飘带。汪精卫坚持要取消，而日本军部特地召集华中、华南、华北3个派遣军的参谋长，在东京开会研究，一致表示：青天白日期上挂飘带，作为”汪政府”的”国旗”已是最大的让步；如果连这条飘带也要取消，变成敌我不分，不但在实际作战上有妨碍，最严重的是会影军心，万一发生哗变情事，勿谓言之不预。
提出这样的警告，日本军部自然坚持原议；汪精卫也知道事实上有困难，只能拖着再说。
再有一个问题是今井从香港回日本以后才发生的。原来关于”汪政府”的国际地位问题，周佛海曾经与日本外务省的代表加藤谈过，”汪政府”自称为”还都”并非成立”新政权”所以无所谓”承认”问题。周佛海只要求日本派遣”大使”向汪精卫呈递”国书”
加藤的答复是，日本派特使不派大使，不递国书。周佛海表示，倘或如此，组成”新中央政府”毫无意义。谈得一场无结果而散。
当然，让步的必是骑虎难下的一方，周佛海跟汪精卫商量，用与日本当局同时发表宣言的方式，作为日本对汪精卫”组府”支持的表示。这个方式是影佐祯昭所同意，而且认为很合理的；但到东京去了一趟，他的态度改变了。
“贵方发表宣言，日本方面不便阻止；但日本不发表宣言响应，不表同意，亦不否认，采取默认态度。”影佐接下来将与今井商量好的解释说了出来：“因为公然承认，则日本右派及帝国主义者，必然反对，不能不事先顾虑。”
周佛海愕然，”汪先生的宣言，日本固不否认；可是，”他问：“日本的议员或者记者提出询问；日本政府如果稍为表示：这是中国旗面的希望。哪一来，汪先生宣言的效力，岂不是完全打销了？”谈来谈去谈不拢，只好约定第二天一起去见了汪精卫再作道理。
到得第二天一早，影佐忽又不速而至；一见面便问：“汪先生跟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是否熟悉？”
司徒雷登是美国人，他的父亲是早期来华的传教士；所以司徒雷登出生在中国。周佛海认识此人，并不相熟；如今听影佐这一问，料知有话，考虑了一会，还是据实相答。
“他到上海来了；要由香港转重庆。我昨天跟他见面。”影佐紧接着说：“他对全面和平倒也很热心。”
一提到这一点，周佛海心情有些矛盾，全面和平固然是内心的希望；但一谈到全面和平，对于”组府”便横生好些障碍；日本军部不肯发表宣言响应，亦就是为了留下跟国民政府的和谈之路。如今横刺里又杀出来一个司徒雷登，眼前的情势，恐怕要弄得很复杂了。
心里是这么想，表面上当然表现得颇为兴奋的样子，”喔，”他问：“他怎么说？”
“他说，他在北平跟王克敏谈过，希望王克敏出任蒋委员长及汪先生中间的调人。”
这就有点匪夷所思了！周佛海心想，司徒雷登在华多年，何以政治行情，一无所知？王克敏具何资格，能任此调人？
“不过，我们从另一方面接到的电报，与此不同。”
“所谓另一方面，是哪一方面？”
“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影佐停了一下说：“据说，司徒雷登本人想出任重庆与东京间的调人，托王克敏向冈村大将，探询意向。”
这两种情况，大不相同；王克敏虽没有资格担任重庆与东京的调人，但司徒雷登有美国的背景，甚至可能是华府白宫或国务院的授意，担任重庆与东京的调人，不但够资格，而且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一件事。
“那么，”周佛海问：“冈村大将作何表示。”
“冈村大将觉得这件事不应该由他答复；所以打了电报给西尾大将，请求指示。”
西尾就是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周佛海心想，此事即使是西尾，亦未便贸然作决定性的答复，便即问说：“西尾大将当然要跟东京联络？”
“是的。一方面跟东京联络；一方面要我来联络，西尾大将想知道汪先生跟周先生的意向。”
听得这话，周佛海大感兴奋；因为西尾寿造没有抛开汪精卫，证明日本军人还是讲交情的。否则，重庆与东京，通过司徒雷登直接联络，汪精卫成了局外人，不仅没有发言的余地，而且连内幕都无从获知，那时的地位，岂不尴尬？
“周先生，”影佐最后才道明真正来意：“司徒雷登提出要求，希望通过我们的关系，请你跟他见一次面；谈谈汪先生跟你对全面和平的意见。”
这一下，周佛海不由得踌躇了。原来他的根本目的是：“组府”第一；谈和平次。以为有了”政权”在手里，就是有了一笔政治资本。但”组府”之事，从”高陶事件”以后，各方的空岂不佳；全亏得周佛海在那里极力拉拢。如果传出消息去，说他与司徒雷登有所接触，大家都会想到：必与中日谈和有关；既然要停战谈和了，”汪政府”当然不会再出现。见机而作，避得远些；否则”新贵”做不成，落个准备”落水”做汉奸的名声，太犯不着。这一来，不就等于垓下的楚歌，一夕之间，楚军瓦解！其事不可不慎。
但是，尽管影佐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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