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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我说过了，我生于1951年1月4日。我说过，我接受这个传说。多年来我把这个日期——这几个无着无落的数字，几十几百遍地填写进各式各样的表格，表示我对一种历史观的屈服。
有一天我知道了“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一个试图知道全体的部分，不可能逃出自我指称的限制。我应该早一点儿知道它，那样我会获得更多的自由。
我曾经这样写过：要我回答“世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样的问题，一个不可逃脱的限制就是，我只能是我。事实上我只能回答，世界对我来说开始于何时。（譬如说，它开始于1955年春天某个周末的夜晚，这之后才有了1951年冬天的那个早晨，才渐渐地又有了更为虚渺更为久远的过去，过去和未来便以随机的顺序展开。）因为我找不到非我的世界，永远都不可能找到。所以世界不可能不是对我来说的世界。当然，任何人都可以反驳我，甚至利用我的逻辑来向我证明，世界也是对他们来说的世界，因此世界并不只是对我来说的世界。但是我只能是我，这是一个不可逃脱的限制，结果他们的上述意见一旦为我所同意，即刻又成为世界对我来说的一项内容了。他们豁达并且宽厚地一笑，说那就没办法了，反正世界并不单单是对你来说的世界。我也感到确实是没有办法了，世界对我来说很可能不单单是对我来说的世界。他们就又想出一条计谋来折磨我，他们说，那么依你的逻辑推论，从来就不存在一个世界，而是－－譬如说现在－－有五十亿个世界。我知道随之而来的结论会是什么，我确实被迫受了一会儿折磨。但是当我注意到，就在我听着他们的意见之时，我仍旧是无可逃脱地居于我的角度上，我于是说：对啦五十亿个世界，这是对我来说的这个唯一世界中的一个特征。
我曾经这样写过：我没统计过我与多少个世界发生过关系，我本想借此关系去看看另外的、非我的世界，结果他们只是给了我一些材料，供我构筑了这个对我来说的世界。正如我曾走过山，走过水，其实只是借助它们走过我的生命；我看着天，看着地，其实只是借助它们确定着我的位置；我爱着她，爱着你，其实只是借助别人实现了我的爱欲。
我真应该早点儿知道那个“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那样我就能更早地自由，并且更多自信。
42
我写过一篇题为奶奶的星星的小说。其中有一段是这样：
世界给我的第一个记忆是：我躺在奶奶怀里拼命地
哭，打着挺儿，
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哭得好伤心。窗外的山墙上
剥落了一块灰皮，
形状像个难看的老头儿。奶奶搂着我，拍着我“噢
——，噢－－，
地哼着。我倒更觉得委屈起来。“你听！”奶奶忽然
说“你快听，
听见了什么？”我愣愣地听，不哭了，听见了一种美妙
的声音，飘飘的、缓缓的，是鸽哨？是秋风？是落叶划过
屋檐？或者，只是奶奶在
轻轻地哼唱？屋顶上有一片晃动的光影，是水
盆里的水反射的阳光，光影也那么飘飘的、缓缓的，变幻
成和平的梦境，我又在奶奶怀里安稳地睡熟
我从那一刻见到世界，我的感觉从世界的那一幅情景中出生，那才是我的生日。我不知道那是哪年哪月哪天，我分不出哪是感觉哪是世界，那就是我的生日。但我的生日并没有就此结束。
我写过另一篇小说，叫作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在其中我写道：
奶奶的声音清清明明地飘在空中：“哟，小人儿，你醒
啦！
奶奶的声音轻轻缓缓地落到近旁：“看什么哪？噢，
那是树。你瞧，刮风了吧？”
我说：“树。”
奶奶说：“嗯，不怕。该尿泡尿了。”
我觉得身上微微的一下冷，已有一条透明的弧线蹿
了出去，一阵叮嘟嘟的响，随之通体舒服。我说：“树。”
奶奶说：“真好。树，刮风——。”
我说：“刮风。”指指窗外，树动个不停。
奶奶说：“可不能出去了，就在床上玩儿。”
脚踩在床上，柔软又暖和。鼻尖碰在玻璃上，又硬又湿又凉。树在动。房子不动。远远近近的树要动全动，远远近近的房子和街道都不动。树一动奶奶就说，听听这风大不大。奶奶坐在昏暗处不知在干什么。树一动得厉害窗户就响。
我说：“树刮风。”
奶奶说：“喝水不呀？”
我说：“树刮风。”
奶奶说：“树。刮风。行了，知道了。”
我说：“树！刮风。”
奶奶说：“行啦，贫不贫？”
我说：“刮风，树！”
奶奶说：“嗯。来，喝点儿水。”
我急起来，直想哭，把水打开。
奶奶看了我一会儿，又往窗外看，笑了，说：“不是树刮的风，是风把树刮得动弹了。风一刮，树才动弹了哪。”
我愣愣地望着窗外，一口一口从奶奶端着的杯子里喝水。奶奶也坐到亮处来，说：“瞧瞧，风把天刮得多干净。”
天，多干净，在所有东西的上头。只是在以后的某一时刻才知道那是蓝，蓝天；那是灰和红，灰色的房顶和红色的房顶；那是黑，树在冬天光是些黑色的枝条。是风把那些黑色的枝条刮得摇摆不定。我接着写道：
奶奶扶着窗台又往外看，说：“瞧瞧，把街上也刮得多
干净。”
奶奶说：“你妈，她下了班就从这条街上回来。”
额头和鼻尖又贴在凉凉的玻璃上。那是一条宁静的
街。是一条被楼阴遮住的街。是在楼阴遮不到的地方有
根电线杆的街。是有个人正从太阳地里走进楼附中去的
街。那是奶奶说过妈妈要从那儿回来的街。
玻璃都被我的额头的鼻尖焐温了。
奶奶说：“太阳沉西了，说话要下去了。”
因此后来知道哪是西，夕阳西下。远处一座楼房的顶上有一大片整整齐齐灿烂的光芒，那是妈妈就要回来的征兆，是所有年轻的母亲都必定要回来的征兆。然后是：
奶奶说：“瞧，老鸹都飞回来了。奶奶得做饭去了。”
天上全是鸟，天上全是叫声。
街上人多了，街上全是人。
我独自站在窗前。隔壁起伏着“咯咯咯”奶奶切
菜的声音，
又飘转起爆葱花的香味。换一个地方，玻璃又是凉
凉的。
后来苍茫了。
再后来，天上有了稀疏的星星，地上有了稀疏的灯
里一光。
那是我的又一个生日。在那一刻我的理性出生，从那一刻开始我的感觉同理性分开；从那情景中还出生了我的盼望，我将知道我的欢愉和我的凄哀，我将知道，我为什么欢愉和我为什么凄哀。而我的另一些生日还没有到来。
43
我从虚无中出生，同时世界从虚无中显现。我分分秒秒地长大，世界分分秒秒地拓展。是我成长着的感觉和理性镶嵌进扩展着的世界之中呢？还是扩展着的世界搅拌在我成长着的感觉和理性之中？反正都一样，相依为命。我的全世界从一间屋子扩展到一个院子，再从一个院子扩展到一条小街，一座城市，一个国度，一颗星球，直到一种无从反驳又无从想象的无限。简单说，那就是一个人的一生。我有时想象那无从想象的无限，发现其实很简单——只是人们并不想老实地承认－－那不过是想象力的极限罢了。无限，是极限的换一种说法。无限是极限的一个狡猾的别名。
就像有一架摄影机，缓缓摇过天花板：白色已经泛黄的天花板中央有一圈波纹般的雕饰，从圈心垂吊下一盏灯。孤寂而冷漠的一盏灯。灯罩的边缘如起落的波浪，但不动，安分得很，像一朵被冻僵的花。
接着，摄影机下摇：墙上有一幅年画，那年画想必已经呆在那儿很久，已经并不紧贴住墙壁了，风从窗外来，它就哗啦啦地抖，想要招展而终于不能。年画上是一个男孩儿和一个女孩儿，怀里都抱着鸽子，背后的蓝天上也飞着鸽子。见过那幅画的人都会记起，它的标题是“我们热爱和平”
再横摇：无声地摇过那幅年画，摇过明净的窗，洁白的窗纸和印花的窗帘，窗台上一盆无花的绿叶，再摇过一面空白的墙，便见一张红漆长桌和两只红漆方凳。桌上有一架老座钟“嘀一哒一、嘀－哒－嘀－哒－”声音很轻；但很有弹力“嘀－哒－、嘀－哒－、当－－”最后一下响，声音很厚，余音悠长。
镜头推进，推向那架老座钟：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楚的一圈罗马数字，和一长一短两支镂花的指针，圆盘是非常精细非常复杂的金色图案，图案中有两个赤裸着身体的孩子，两个孩子在那时间里永远不长大，永远都快乐。镜头在那儿停留也许是一会儿也许是很久，不必考虑到底是几点，两支楼花的指针可以在任何位置。无所谓，具体的时间已经无所谓，不可能记得清了。画面谈出。
据历史记载，有过一场“镇反”运动。可能就是那年。
据历史记载，在朝鲜发生过一场战争。可能就是那几年。
那时候奶奶总在学唱一支歌：“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中朝人民力量大，打垮了美国兵呀”
历史在我以外的世界，正不停顿地行进。
另一幅画面谈入：半开着的屋门，露出一隙屋外的世界，明媚动人。然后，如同镜头拉开：棋盘一般的青砖地，一方一方地铺开铺向远处的屋门，从那儿从半开的门中，倒下来一长条边界分明的阳光，平展展地躺倒在方砖地上，空净、灿烂、安详。如同摄影机向前移动，朝着屋门，很不平稳地向前移动：青砖地摇摇晃晃地后撤。忽然那条阳光中进来一个影子进来一个声音，奶奶或者妈妈的声音：“慢点儿慢点儿，哎——对啦，慢一点儿。”很不平稳但是继续前移，慢一点儿或者一点儿也不慢，越过那条齐整的阳光，门完全敞开时阳光变宽了，越过门槛，下了台阶，停住。镜头猛地摇起来：猛地满目令人眩晕的辉煌。然后仿佛调整了光圈，眼前慢慢地清晰了，待景物漫漫清晰了却似另一个世界，一个新的全世界，比原来的全世界大了很多倍的又一个全世界。向东横摇一周，再向西横摇一周：还是那些房屋，走廊、门窗、柱梁、屋檐，都还是那么安静着呆在那里，却似跟原来看到的不尽相同。现在不是从玻璃后面看它的一幅画面，现在是置身其中，阳光温暖地包围着，流动的车气紧贴着你的周身徐徐地碰着你的皮肤，带着花木的芬芳，带着泥土的湿润，带着太阳照射下的砖墙和石阶的热味儿，带着阴凉的屋檐下和走廊上古老的气息，世界就变了样子。那是不是又一个生日呢？摇向天：天是那么深而且那么大，天上有盛开的花朵；摇向地：地原来并不一定都是青砖铺成的呀，地上有谢落的花瓣。可能是暮春时节。
历史记载，曾有过一次“肃反”运动。也许就是那年。
历史记载，有过“公私合营”有过“三反”、“五反”以及“扫盲”运动。也许就是那几年。
记得那时爸爸妈妈晚上很晚很晚还不回来。奶奶在灯下读识字课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奶奶总是把“吼声”念成“孔声”
摄影机上摇下摇左右横摇，推进拉开前后移动：视点乱了，目不暇接。就是说，我能跑了。
我能到处跑了。无牵无挂地跑，不知深浅、大喊大笑地跑，但摔倒时那地面坚硬且凶狠，心里涌出无限的惊骇和冤屈，倘奶奶或妈妈就在近旁，那冤屈便伴着嚎陶愈加深重。我童年住的那个院子里有两条十字交叉的甬道，十字甬道与四周的房基联成一个“田”字“田”字的四个小方格是四块土地，种了四棵树：一棵梨树，一棵桃树，两棵海棠树。到了春天，白的和粉白的花朵开得满天，白的和粉白的花瓣落下一地。四棵树下种了西番莲、指甲草、牵牛花、夜来香、草茉莉一天到晚都有花开。我还记得我要仰望西番莲那硕大的花朵，想想那时我才有多高？早晨，数一数牵牛花又开了多少。傍晚，揪一朵草茉莉当作小喇叭吹响。夜来香展开它淡黄色的极为简单的花瓣，我不用蹲下也不用弯腰，走过去鼻子正好就贴近它，确认晚风里那缥缈的清香正是来自于它。想想看，那时我才有多大？还有跟那花香一般缥缈的钟声，一丝一缕悠悠扬扬地不知到底从哪儿传来，早晨、中午、晚上，都听见。直到有一天我走出这个院子，走到街上去，沿着门前那条街走了很远以后，我的印象里才似真似幻地浮现出一座教堂。我见过一座教堂，我也听见过一种钟声，但那教堂和那钟声在我的记忆里分隔了很久很久，很多年以后，那缥缈的钟声才从我印象的角落里找到了那座教堂。
44
我和几个童年的小伙伴寻着那钟声走，走进了一座很大很大的园子。推开沉重的铁栅栏门，是一片小树林，阳光星星点点在一条小路上跳耀。钟声停了，四处静悄悄的，能听见自己的脚步，随后又听见了轻缓如自己脚步一般的风琴声。矮的也许是丁香和连翘，早已过了花期。高的后来我知道那是枫树，叶子正红，默默地心甘情愿地燃烧。我们朝那琴声走，琴声中又加进了悠然清朗的歌唱。出了小树林，就看见了那座教堂。它很小，有一个很高的尖顶和几间爬满斑斓叶子的矮房，周围环绕着大片大片开放着野花的草地。琴声和歌唱就是从那矮房中散漫出来，荡漾在草地上又飘流进枫林中。教堂尖顶的影子从草地上向我们伸来，像一座桥，像一条空灵的路。教堂的门开着，看门的白发老人问我们：找什么呀，你们？或者：你们要到哪儿去呢，孩子？
后来那教堂关闭了，园门紧锁，除了黎明和黄昏时分一群群乌鸦在那儿聒噪着起落，园内一无声息。
这更增添了我们对它的神秘感。有一天乘看门的老人打盹的时候，我们翻过园墙，跳进园中游逛。那是冬天，雪地上除了乌鸦和麻雀的脚印就是我们的脚印。北风在冬日静寂的光线里扬起细雪，如沙如雾，晶莹迷蒙。教堂尖顶的影子又从雪地上向我们伸来，像一座桥像一条寂寞的路，我们走进去，慢慢地走进那影子又慢慢地走出来，有点地怀念往日那悠远凝重的钟声。我们终于弄开一扇窗户钻进教堂，教堂里霉味儿扑鼻，成群的老鼠吱吱叽叽地四散而逃把厚而平坦的灰尘糟踏得一片狼藉。我们爬上钟楼，用木棍去敲那锈蚀斑斑的大钟。钟声虽然微弱但依旧动人，在空旷的雪地上回旋，在寒冷的阳光里弥漫，飘摇溶解进深远巨大的天空
45
后来那钟楼倒塌了。继而那教堂也拆除了，片瓦无存，在教堂拆除后的那块空地上建起了一个大国的使馆。后来，那使馆的旁边又建起了一座红色的居民大楼。
我记得几十年前当听说要盖那座大楼的时候，我家那一带的人们是多么激动。差不多整整一个夏天，人们聚在院子里，聚在大门前，聚在街口的老树下，兴致勃勃地谈论的都是关于那座大楼的事。年轻人给老人们讲，男人给女人们讲，女人们就给孩子们讲，都讲的是那座神奇美妙的大楼里的事。那座大楼里的一切都是公共的，有公共食堂、公共浴室、公共阅览室、公共电话间、公共娱乐厅在那儿，在不远的将来，不必再分你我，所有人都是兄弟姐妹，是一家人，所有的人都尽自己的能力工作，不计报酬，钱就快要没用了，谁需要什么自己去拿好了，劳动之余大家就在一起尽情欢乐。人们讲得兴奋，废寝忘食，嗓子沙哑了眼睛里也都有血丝，一有空闲就到街口去朝那座大楼将要耸起的方向眺望。从白天到晚上，从日落到天黑，到工地上空光芒万丈把月亮也逼得暗淡下去，人们一直眺望，远处塔吊的轰呜声片刻不息。奶奶很高兴，她相信谢天谢地从此不用再围着锅台转了。我也很高兴，因为在那样一座大楼里肯定会有很多很多孩子，游戏的队伍无疑会壮大。我不知道别人都是为什么而高兴而激动。但后来又有消息说，那楼再大也容不下所有的人，我家那一带的人们并不能住进去。失望的人们就跑到工地上去看去问，才明白那楼确实容不下所有的人，但又听说像这样的大楼将要永远不断地盖下去直到所有人都住上，人们才又充满着希望回来。
据历史记载，有过一次“反右”斗争。想必就是那些年。
据历史记载，有过一次“大跃进”运动。想必就是那一年。
外部世界的历史，将要或者已经与我的生命相通了。就在我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无牵无挂地消磨着我的童年时光，就在那时候，外部世界已由一团浑沌子变万化终于推出一部独特的历史。这样的过程无论需要多久对我来说都是一样。对我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它以其一点等待着我的进入了。当你必然地要从其一点进入，我说过了，你就会发现自己已被安置在一张纵纵横横编就的网中，你被编织在一个既定的网结上，并且看不出条条脉络的由来和去处，那就证明历史的确在。
那一年，1958年，那是一个确凿的年份。我看见过它。我翻开日历看见了它，黑的、绿的和红色的字：1958。我记得有一天它是红色的字，奶奶、妈妈、爸爸都在我面前，为我整理书包、笔、本子、和一身崭新的衣裳，他们对我说：你就要上学了。
46
我的小学的校址，原是一座老庙，红墙斑驳，坐落在一条小街中央。两扇又高又厚的木门，晨光中吱呀呀地开启，暮色下吱呀呀地关闭，依旧古刹般森然威肃。看门并且负责摇铃的，是个老头，光光的头皮仍像是个剃度的僧人；都说他原就是这里的庙祝。进门是一片空阔的院落、墙根、墙头、甬道的石缝中间蒿草蓬生，说不准是散布着颓败还是生机。有几棵柏树，有一棵巨大的白皮松。那白皮松要三四个孩子拉起手来才能围拢，树皮鳞片似地一块块剥落，剥落处滴出粘粘的松脂。再进一道垂花门，迎面是正殿，两厢是配殿，都已荒残，稍加清理装修就作了教室。昔日的诵经声改为孩子们的读书声而已。
我记得我是个怯懦的孩子，是个过分依赖别人的孩子，可能生性如此，也可能是因为我生来受着奶奶太多的爱护。我想我曾经一定是个畏怯得令人厌倦的孩子。我记得，很多天很多天我还不敢独自去上学，开始的几天我甚至不能让奶奶离开，我坐在教室里，奶奶就坐在教室外面的院子里，奶奶一走我就从教室里跑出来跟着她走，老师的断喝和同学们的嘲笑都不能阻挡我，只要我跑到奶奶身边我想就平安了。后来好了些，但去上学的路上还是得奶奶陪着。那条小街上的太阳，那座老庙里的铃声，那棵巨大的白皮松和它浑身滴淌的松脂，以及满院子草木随风沙啦沙啦地摇响，都让我不安。在学校门前跟奶奶分手时我感到像是被抛进了另一个世界，我知道我必须离开奶奶到那个世界里去，心中无比凄惶。那是一个有着那么多陌生人的世界呀。
我说过，我的生日并没有一劳永逸地完成。
也许是我生性胆小，也许那个陌生的世界里原就埋藏着危险。在那儿，在那所小学在那座庙院里，世界的危险将要借助一个可怕的孩子向我展现，使我生命中的孤独和恐惧得以实实在在地降生。
我牢牢地记住一个可怕的孩子。我至今没有弄懂，为什么所有的孩子都怕他，都恭维他，都对他唯命是从。现在我唯一明了的是，我之所以怕那棵白皮松，是因为那个可怕的孩子把粘粘的松脂抹在我的头发上，他说否则他就不跟我好。他不跟谁好谁就要孤立，他不跟谁好所有的孩子就都不跟谁好，谁就要倒霉了。他长得又矮又瘦，脸上有一条条那么小的孩子难得的皱纹儿，但他有一种奇怪的（令我至今都感到奇怪的）力量。他只要说他第一跟谁好，谁就会特别高兴；他说他第二跟谁好、第三跟谁好、第四跟谁好最末跟谁好，所有的孩子就都为自己的位置感到欣慰或者悲伤。他有一种非凡的才能。现在我想，他的才能在于，他准确地感觉到了孩子们之间的强弱差别，因而把他们的位置编排得恰如其分，令人折服。他喜欢借此实现他的才能。但是一个孩子具有这样的才能，真是莫测高深的一种神秘，我现在仍有时战战兢兢地想，那个可怕的孩子和那种可怕的才能，非是上帝必要的一种没计不可。否则怎么会呢？他是个天才。不错，那也是天才。
48
有一天，几十年后的一天，我偶然又从那座庙前走过，那儿已经不是学校了，庙门已被封死不知那老庙又派作了什么用场。忽然我望见那棵巨大的白皮松还在，在墙头和殿顶上伸开它茂盛的枝叶。我站下来，心想，我不见它的这么多年里，它一向就在那儿一块块剥落着鳞片似的树皮，滴淌着粘粘的松脂，是吗？那条小街几乎丝毫未改，满街的阳光更是依然如故，老庙里上课的铃声仿佛又响起来，让我想起很多少年时代的往事，同时我又想起那个可怕的孩子。那个可怕的孩子，他像一道阴影笼罩着我的少年时代，使种种美好的记忆都经受着它的威胁。
他把粘粘的松脂抹在我的头发上，那一次我不知深浅地反抗了。他本来长得瘦小，我一拳就把他打得坐倒在地上，但是他并不立刻起来还击，他就坐在那儿不露声色地盯着我。（我现在想，他是本能地在判断着我到底是强还是弱。现在我想，我很可能放过了一个可以让他“第一跟我好”的机会，因为我害怕了，这样他不仅不必“第一跟我好”而且选定我作为他显示才能的对象了。那个可怕的孩子，让我至今都感到神秘。恐怖和不解。）我本来准备好了也挨他一拳，但是完全出乎我意料，他站起来，挨近我，轻轻地但是坚决地对我说“你等着瞧吧”然后他就走开了，立刻走到所有的孩子中间去说说笑笑了，极具分寸地搂一搂这个的头，攀一攀那个的肩，对所有的孩子都表示着加倍的友好，仿佛所有的孩子都站在他一边，都与他亲密无间。他就这样走到孩子们中间去并占据了中心位置，轻而易举就把我置于孤立了。孤立感犹如阴云四合一般在我周围聚拢，等我反应过来，那孤立的处境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能够摆脱的了。现在我说起这件事还感到一阵透心的阴冷。他走到孩子们中间去了，我便走不进去了，我只好一个人玩。有好几天我都是一个人玩，走来走去像一只被判罚离群的鸟儿。我想要跟谁玩，甚至我一走近谁，那个可怕的孩子就把谁喊过去，就非常亲密地把谁叫到他那边去。我已经输了，我现在才看出所有的孩子都在那一刻输给他了，因为没有哪一个孩子愿意落到我的处境，没有哪一个孩子不害怕被孤立。那些天我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都是郁郁寡欢一个人呆呆地发愣。奶奶摸摸我的头——温度正常，妈妈看看我的作业本——都是5分。“怎么啦你？”我不回答，我不知道怎样回答。但那个可怕的孩子并不就此罢休，他是个天才几十年后我将会懂得世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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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过了，我生于1951年1月4日。我说过，我接受这个传说。多年来我把这个日期——这几个无着无落的数字，几十几百遍地填写进各式各样的表格，表示我对一种历史观的屈服。
有一天我知道了“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一个试图知道全体的部分，不可能逃出自我指称的限制。我应该早一点儿知道它，那样我会获得更多的自由。
我曾经这样写过：要我回答“世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样的问题，一个不可逃脱的限制就是，我只能是我。事实上我只能回答，世界对我来说开始于何时。（譬如说，它开始于1955年春天某个周末的夜晚，这之后才有了1951年冬天的那个早晨，才渐渐地又有了更为虚渺更为久远的过去，过去和未来便以随机的顺序展开。）因为我找不到非我的世界，永远都不可能找到。所以世界不可能不是对我来说的世界。当然，任何人都可以反驳我，甚至利用我的逻辑来向我证明，世界也是对他们来说的世界，因此世界并不只是对我来说的世界。但是我只能是我，这是一个不可逃脱的限制，结果他们的上述意见一旦为我所同意，即刻又成为世界对我来说的一项内容了。他们豁达并且宽厚地一笑，说那就没办法了，反正世界并不单单是对你来说的世界。我也感到确实是没有办法了，世界对我来说很可能不单单是对我来说的世界。他们就又想出一条计谋来折磨我，他们说，那么依你的逻辑推论，从来就不存在一个世界，而是－－譬如说现在－－有五十亿个世界。我知道随之而来的结论会是什么，我确实被迫受了一会儿折磨。但是当我注意到，就在我听着他们的意见之时，我仍旧是无可逃脱地居于我的角度上，我于是说：对啦五十亿个世界，这是对我来说的这个唯一世界中的一个特征。
我曾经这样写过：我没统计过我与多少个世界发生过关系，我本想借此关系去看看另外的、非我的世界，结果他们只是给了我一些材料，供我构筑了这个对我来说的世界。正如我曾走过山，走过水，其实只是借助它们走过我的生命；我看着天，看着地，其实只是借助它们确定着我的位置；我爱着她，爱着你，其实只是借助别人实现了我的爱欲。
我真应该早点儿知道那个“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那样我就能更早地自由，并且更多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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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过一篇题为奶奶的星星的小说。其中有一段是这样：
世界给我的第一个记忆是：我躺在奶奶怀里拼命地
哭，打着挺儿，
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哭得好伤心。窗外的山墙上
剥落了一块灰皮，
形状像个难看的老头儿。奶奶搂着我，拍着我“噢
——，噢－－，
地哼着。我倒更觉得委屈起来。“你听！”奶奶忽然
说“你快听，
听见了什么？”我愣愣地听，不哭了，听见了一种美妙
的声音，飘飘的、缓缓的，是鸽哨？是秋风？是落叶划过
屋檐？或者，只是奶奶在
轻轻地哼唱？屋顶上有一片晃动的光影，是水
盆里的水反射的阳光，光影也那么飘飘的、缓缓的，变幻
成和平的梦境，我又在奶奶怀里安稳地睡熟
我从那一刻见到世界，我的感觉从世界的那一幅情景中出生，那才是我的生日。我不知道那是哪年哪月哪天，我分不出哪是感觉哪是世界，那就是我的生日。但我的生日并没有就此结束。
我写过另一篇小说，叫作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在其中我写道：
奶奶的声音清清明明地飘在空中：“哟，小人儿，你醒
啦！
奶奶的声音轻轻缓缓地落到近旁：“看什么哪？噢，
那是树。你瞧，刮风了吧？”
我说：“树。”
奶奶说：“嗯，不怕。该尿泡尿了。”
我觉得身上微微的一下冷，已有一条透明的弧线蹿
了出去，一阵叮嘟嘟的响，随之通体舒服。我说：“树。”
奶奶说：“真好。树，刮风——。”
我说：“刮风。”指指窗外，树动个不停。
奶奶说：“可不能出去了，就在床上玩儿。”
脚踩在床上，柔软又暖和。鼻尖碰在玻璃上，又硬又湿又凉。树在动。房子不动。远远近近的树要动全动，远远近近的房子和街道都不动。树一动奶奶就说，听听这风大不大。奶奶坐在昏暗处不知在干什么。树一动得厉害窗户就响。
我说：“树刮风。”
奶奶说：“喝水不呀？”
我说：“树刮风。”
奶奶说：“树。刮风。行了，知道了。”
我说：“树！刮风。”
奶奶说：“行啦，贫不贫？”
我说：“刮风，树！”
奶奶说：“嗯。来，喝点儿水。”
我急起来，直想哭，把水打开。
奶奶看了我一会儿，又往窗外看，笑了，说：“不是树刮的风，是风把树刮得动弹了。风一刮，树才动弹了哪。”
我愣愣地望着窗外，一口一口从奶奶端着的杯子里喝水。奶奶也坐到亮处来，说：“瞧瞧，风把天刮得多干净。”
天，多干净，在所有东西的上头。只是在以后的某一时刻才知道那是蓝，蓝天；那是灰和红，灰色的房顶和红色的房顶；那是黑，树在冬天光是些黑色的枝条。是风把那些黑色的枝条刮得摇摆不定。我接着写道：
奶奶扶着窗台又往外看，说：“瞧瞧，把街上也刮得多
干净。”
奶奶说：“你妈，她下了班就从这条街上回来。”
额头和鼻尖又贴在凉凉的玻璃上。那是一条宁静的
街。是一条被楼阴遮住的街。是在楼阴遮不到的地方有
根电线杆的街。是有个人正从太阳地里走进楼附中去的
街。那是奶奶说过妈妈要从那儿回来的街。
玻璃都被我的额头的鼻尖焐温了。
奶奶说：“太阳沉西了，说话要下去了。”
因此后来知道哪是西，夕阳西下。远处一座楼房的顶上有一大片整整齐齐灿烂的光芒，那是妈妈就要回来的征兆，是所有年轻的母亲都必定要回来的征兆。然后是：
奶奶说：“瞧，老鸹都飞回来了。奶奶得做饭去了。”
天上全是鸟，天上全是叫声。
街上人多了，街上全是人。
我独自站在窗前。隔壁起伏着“咯咯咯”奶奶切
菜的声音，
又飘转起爆葱花的香味。换一个地方，玻璃又是凉
凉的。
后来苍茫了。
再后来，天上有了稀疏的星星，地上有了稀疏的灯
里一光。
那是我的又一个生日。在那一刻我的理性出生，从那一刻开始我的感觉同理性分开；从那情景中还出生了我的盼望，我将知道我的欢愉和我的凄哀，我将知道，我为什么欢愉和我为什么凄哀。而我的另一些生日还没有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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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虚无中出生，同时世界从虚无中显现。我分分秒秒地长大，世界分分秒秒地拓展。是我成长着的感觉和理性镶嵌进扩展着的世界之中呢？还是扩展着的世界搅拌在我成长着的感觉和理性之中？反正都一样，相依为命。我的全世界从一间屋子扩展到一个院子，再从一个院子扩展到一条小街，一座城市，一个国度，一颗星球，直到一种无从反驳又无从想象的无限。简单说，那就是一个人的一生。我有时想象那无从想象的无限，发现其实很简单——只是人们并不想老实地承认－－那不过是想象力的极限罢了。无限，是极限的换一种说法。无限是极限的一个狡猾的别名。
就像有一架摄影机，缓缓摇过天花板：白色已经泛黄的天花板中央有一圈波纹般的雕饰，从圈心垂吊下一盏灯。孤寂而冷漠的一盏灯。灯罩的边缘如起落的波浪，但不动，安分得很，像一朵被冻僵的花。
接着，摄影机下摇：墙上有一幅年画，那年画想必已经呆在那儿很久，已经并不紧贴住墙壁了，风从窗外来，它就哗啦啦地抖，想要招展而终于不能。年画上是一个男孩儿和一个女孩儿，怀里都抱着鸽子，背后的蓝天上也飞着鸽子。见过那幅画的人都会记起，它的标题是“我们热爱和平”
再横摇：无声地摇过那幅年画，摇过明净的窗，洁白的窗纸和印花的窗帘，窗台上一盆无花的绿叶，再摇过一面空白的墙，便见一张红漆长桌和两只红漆方凳。桌上有一架老座钟“嘀一哒一、嘀－哒－嘀－哒－”声音很轻；但很有弹力“嘀－哒－、嘀－哒－、当－－”最后一下响，声音很厚，余音悠长。
镜头推进，推向那架老座钟：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楚的一圈罗马数字，和一长一短两支镂花的指针，圆盘是非常精细非常复杂的金色图案，图案中有两个赤裸着身体的孩子，两个孩子在那时间里永远不长大，永远都快乐。镜头在那儿停留也许是一会儿也许是很久，不必考虑到底是几点，两支楼花的指针可以在任何位置。无所谓，具体的时间已经无所谓，不可能记得清了。画面谈出。
据历史记载，有过一场“镇反”运动。可能就是那年。
据历史记载，在朝鲜发生过一场战争。可能就是那几年。
那时候奶奶总在学唱一支歌：“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中朝人民力量大，打垮了美国兵呀”
历史在我以外的世界，正不停顿地行进。
另一幅画面谈入：半开着的屋门，露出一隙屋外的世界，明媚动人。然后，如同镜头拉开：棋盘一般的青砖地，一方一方地铺开铺向远处的屋门，从那儿从半开的门中，倒下来一长条边界分明的阳光，平展展地躺倒在方砖地上，空净、灿烂、安详。如同摄影机向前移动，朝着屋门，很不平稳地向前移动：青砖地摇摇晃晃地后撤。忽然那条阳光中进来一个影子进来一个声音，奶奶或者妈妈的声音：“慢点儿慢点儿，哎——对啦，慢一点儿。”很不平稳但是继续前移，慢一点儿或者一点儿也不慢，越过那条齐整的阳光，门完全敞开时阳光变宽了，越过门槛，下了台阶，停住。镜头猛地摇起来：猛地满目令人眩晕的辉煌。然后仿佛调整了光圈，眼前慢慢地清晰了，待景物漫漫清晰了却似另一个世界，一个新的全世界，比原来的全世界大了很多倍的又一个全世界。向东横摇一周，再向西横摇一周：还是那些房屋，走廊、门窗、柱梁、屋檐，都还是那么安静着呆在那里，却似跟原来看到的不尽相同。现在不是从玻璃后面看它的一幅画面，现在是置身其中，阳光温暖地包围着，流动的车气紧贴着你的周身徐徐地碰着你的皮肤，带着花木的芬芳，带着泥土的湿润，带着太阳照射下的砖墙和石阶的热味儿，带着阴凉的屋檐下和走廊上古老的气息，世界就变了样子。那是不是又一个生日呢？摇向天：天是那么深而且那么大，天上有盛开的花朵；摇向地：地原来并不一定都是青砖铺成的呀，地上有谢落的花瓣。可能是暮春时节。
历史记载，曾有过一次“肃反”运动。也许就是那年。
历史记载，有过“公私合营”有过“三反”、“五反”以及“扫盲”运动。也许就是那几年。
记得那时爸爸妈妈晚上很晚很晚还不回来。奶奶在灯下读识字课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奶奶总是把“吼声”念成“孔声”
摄影机上摇下摇左右横摇，推进拉开前后移动：视点乱了，目不暇接。就是说，我能跑了。
我能到处跑了。无牵无挂地跑，不知深浅、大喊大笑地跑，但摔倒时那地面坚硬且凶狠，心里涌出无限的惊骇和冤屈，倘奶奶或妈妈就在近旁，那冤屈便伴着嚎陶愈加深重。我童年住的那个院子里有两条十字交叉的甬道，十字甬道与四周的房基联成一个“田”字“田”字的四个小方格是四块土地，种了四棵树：一棵梨树，一棵桃树，两棵海棠树。到了春天，白的和粉白的花朵开得满天，白的和粉白的花瓣落下一地。四棵树下种了西番莲、指甲草、牵牛花、夜来香、草茉莉一天到晚都有花开。我还记得我要仰望西番莲那硕大的花朵，想想那时我才有多高？早晨，数一数牵牛花又开了多少。傍晚，揪一朵草茉莉当作小喇叭吹响。夜来香展开它淡黄色的极为简单的花瓣，我不用蹲下也不用弯腰，走过去鼻子正好就贴近它，确认晚风里那缥缈的清香正是来自于它。想想看，那时我才有多大？还有跟那花香一般缥缈的钟声，一丝一缕悠悠扬扬地不知到底从哪儿传来，早晨、中午、晚上，都听见。直到有一天我走出这个院子，走到街上去，沿着门前那条街走了很远以后，我的印象里才似真似幻地浮现出一座教堂。我见过一座教堂，我也听见过一种钟声，但那教堂和那钟声在我的记忆里分隔了很久很久，很多年以后，那缥缈的钟声才从我印象的角落里找到了那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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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几个童年的小伙伴寻着那钟声走，走进了一座很大很大的园子。推开沉重的铁栅栏门，是一片小树林，阳光星星点点在一条小路上跳耀。钟声停了，四处静悄悄的，能听见自己的脚步，随后又听见了轻缓如自己脚步一般的风琴声。矮的也许是丁香和连翘，早已过了花期。高的后来我知道那是枫树，叶子正红，默默地心甘情愿地燃烧。我们朝那琴声走，琴声中又加进了悠然清朗的歌唱。出了小树林，就看见了那座教堂。它很小，有一个很高的尖顶和几间爬满斑斓叶子的矮房，周围环绕着大片大片开放着野花的草地。琴声和歌唱就是从那矮房中散漫出来，荡漾在草地上又飘流进枫林中。教堂尖顶的影子从草地上向我们伸来，像一座桥，像一条空灵的路。教堂的门开着，看门的白发老人问我们：找什么呀，你们？或者：你们要到哪儿去呢，孩子？
后来那教堂关闭了，园门紧锁，除了黎明和黄昏时分一群群乌鸦在那儿聒噪着起落，园内一无声息。
这更增添了我们对它的神秘感。有一天乘看门的老人打盹的时候，我们翻过园墙，跳进园中游逛。那是冬天，雪地上除了乌鸦和麻雀的脚印就是我们的脚印。北风在冬日静寂的光线里扬起细雪，如沙如雾，晶莹迷蒙。教堂尖顶的影子又从雪地上向我们伸来，像一座桥像一条寂寞的路，我们走进去，慢慢地走进那影子又慢慢地走出来，有点地怀念往日那悠远凝重的钟声。我们终于弄开一扇窗户钻进教堂，教堂里霉味儿扑鼻，成群的老鼠吱吱叽叽地四散而逃把厚而平坦的灰尘糟踏得一片狼藉。我们爬上钟楼，用木棍去敲那锈蚀斑斑的大钟。钟声虽然微弱但依旧动人，在空旷的雪地上回旋，在寒冷的阳光里弥漫，飘摇溶解进深远巨大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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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那钟楼倒塌了。继而那教堂也拆除了，片瓦无存，在教堂拆除后的那块空地上建起了一个大国的使馆。后来，那使馆的旁边又建起了一座红色的居民大楼。
我记得几十年前当听说要盖那座大楼的时候，我家那一带的人们是多么激动。差不多整整一个夏天，人们聚在院子里，聚在大门前，聚在街口的老树下，兴致勃勃地谈论的都是关于那座大楼的事。年轻人给老人们讲，男人给女人们讲，女人们就给孩子们讲，都讲的是那座神奇美妙的大楼里的事。那座大楼里的一切都是公共的，有公共食堂、公共浴室、公共阅览室、公共电话间、公共娱乐厅在那儿，在不远的将来，不必再分你我，所有人都是兄弟姐妹，是一家人，所有的人都尽自己的能力工作，不计报酬，钱就快要没用了，谁需要什么自己去拿好了，劳动之余大家就在一起尽情欢乐。人们讲得兴奋，废寝忘食，嗓子沙哑了眼睛里也都有血丝，一有空闲就到街口去朝那座大楼将要耸起的方向眺望。从白天到晚上，从日落到天黑，到工地上空光芒万丈把月亮也逼得暗淡下去，人们一直眺望，远处塔吊的轰呜声片刻不息。奶奶很高兴，她相信谢天谢地从此不用再围着锅台转了。我也很高兴，因为在那样一座大楼里肯定会有很多很多孩子，游戏的队伍无疑会壮大。我不知道别人都是为什么而高兴而激动。但后来又有消息说，那楼再大也容不下所有的人，我家那一带的人们并不能住进去。失望的人们就跑到工地上去看去问，才明白那楼确实容不下所有的人，但又听说像这样的大楼将要永远不断地盖下去直到所有人都住上，人们才又充满着希望回来。
据历史记载，有过一次“反右”斗争。想必就是那些年。
据历史记载，有过一次“大跃进”运动。想必就是那一年。
外部世界的历史，将要或者已经与我的生命相通了。就在我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无牵无挂地消磨着我的童年时光，就在那时候，外部世界已由一团浑沌子变万化终于推出一部独特的历史。这样的过程无论需要多久对我来说都是一样。对我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它以其一点等待着我的进入了。当你必然地要从其一点进入，我说过了，你就会发现自己已被安置在一张纵纵横横编就的网中，你被编织在一个既定的网结上，并且看不出条条脉络的由来和去处，那就证明历史的确在。
那一年，1958年，那是一个确凿的年份。我看见过它。我翻开日历看见了它，黑的、绿的和红色的字：1958。我记得有一天它是红色的字，奶奶、妈妈、爸爸都在我面前，为我整理书包、笔、本子、和一身崭新的衣裳，他们对我说：你就要上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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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学的校址，原是一座老庙，红墙斑驳，坐落在一条小街中央。两扇又高又厚的木门，晨光中吱呀呀地开启，暮色下吱呀呀地关闭，依旧古刹般森然威肃。看门并且负责摇铃的，是个老头，光光的头皮仍像是个剃度的僧人；都说他原就是这里的庙祝。进门是一片空阔的院落、墙根、墙头、甬道的石缝中间蒿草蓬生，说不准是散布着颓败还是生机。有几棵柏树，有一棵巨大的白皮松。那白皮松要三四个孩子拉起手来才能围拢，树皮鳞片似地一块块剥落，剥落处滴出粘粘的松脂。再进一道垂花门，迎面是正殿，两厢是配殿，都已荒残，稍加清理装修就作了教室。昔日的诵经声改为孩子们的读书声而已。
我记得我是个怯懦的孩子，是个过分依赖别人的孩子，可能生性如此，也可能是因为我生来受着奶奶太多的爱护。我想我曾经一定是个畏怯得令人厌倦的孩子。我记得，很多天很多天我还不敢独自去上学，开始的几天我甚至不能让奶奶离开，我坐在教室里，奶奶就坐在教室外面的院子里，奶奶一走我就从教室里跑出来跟着她走，老师的断喝和同学们的嘲笑都不能阻挡我，只要我跑到奶奶身边我想就平安了。后来好了些，但去上学的路上还是得奶奶陪着。那条小街上的太阳，那座老庙里的铃声，那棵巨大的白皮松和它浑身滴淌的松脂，以及满院子草木随风沙啦沙啦地摇响，都让我不安。在学校门前跟奶奶分手时我感到像是被抛进了另一个世界，我知道我必须离开奶奶到那个世界里去，心中无比凄惶。那是一个有着那么多陌生人的世界呀。
我说过，我的生日并没有一劳永逸地完成。
也许是我生性胆小，也许那个陌生的世界里原就埋藏着危险。在那儿，在那所小学在那座庙院里，世界的危险将要借助一个可怕的孩子向我展现，使我生命中的孤独和恐惧得以实实在在地降生。
我牢牢地记住一个可怕的孩子。我至今没有弄懂，为什么所有的孩子都怕他，都恭维他，都对他唯命是从。现在我唯一明了的是，我之所以怕那棵白皮松，是因为那个可怕的孩子把粘粘的松脂抹在我的头发上，他说否则他就不跟我好。他不跟谁好谁就要孤立，他不跟谁好所有的孩子就都不跟谁好，谁就要倒霉了。他长得又矮又瘦，脸上有一条条那么小的孩子难得的皱纹儿，但他有一种奇怪的（令我至今都感到奇怪的）力量。他只要说他第一跟谁好，谁就会特别高兴；他说他第二跟谁好、第三跟谁好、第四跟谁好最末跟谁好，所有的孩子就都为自己的位置感到欣慰或者悲伤。他有一种非凡的才能。现在我想，他的才能在于，他准确地感觉到了孩子们之间的强弱差别，因而把他们的位置编排得恰如其分，令人折服。他喜欢借此实现他的才能。但是一个孩子具有这样的才能，真是莫测高深的一种神秘，我现在仍有时战战兢兢地想，那个可怕的孩子和那种可怕的才能，非是上帝必要的一种没计不可。否则怎么会呢？他是个天才。不错，那也是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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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几十年后的一天，我偶然又从那座庙前走过，那儿已经不是学校了，庙门已被封死不知那老庙又派作了什么用场。忽然我望见那棵巨大的白皮松还在，在墙头和殿顶上伸开它茂盛的枝叶。我站下来，心想，我不见它的这么多年里，它一向就在那儿一块块剥落着鳞片似的树皮，滴淌着粘粘的松脂，是吗？那条小街几乎丝毫未改，满街的阳光更是依然如故，老庙里上课的铃声仿佛又响起来，让我想起很多少年时代的往事，同时我又想起那个可怕的孩子。那个可怕的孩子，他像一道阴影笼罩着我的少年时代，使种种美好的记忆都经受着它的威胁。
他把粘粘的松脂抹在我的头发上，那一次我不知深浅地反抗了。他本来长得瘦小，我一拳就把他打得坐倒在地上，但是他并不立刻起来还击，他就坐在那儿不露声色地盯着我。（我现在想，他是本能地在判断着我到底是强还是弱。现在我想，我很可能放过了一个可以让他“第一跟我好”的机会，因为我害怕了，这样他不仅不必“第一跟我好”而且选定我作为他显示才能的对象了。那个可怕的孩子，让我至今都感到神秘。恐怖和不解。）我本来准备好了也挨他一拳，但是完全出乎我意料，他站起来，挨近我，轻轻地但是坚决地对我说“你等着瞧吧”然后他就走开了，立刻走到所有的孩子中间去说说笑笑了，极具分寸地搂一搂这个的头，攀一攀那个的肩，对所有的孩子都表示着加倍的友好，仿佛所有的孩子都站在他一边，都与他亲密无间。他就这样走到孩子们中间去并占据了中心位置，轻而易举就把我置于孤立了。孤立感犹如阴云四合一般在我周围聚拢，等我反应过来，那孤立的处境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能够摆脱的了。现在我说起这件事还感到一阵透心的阴冷。他走到孩子们中间去了，我便走不进去了，我只好一个人玩。有好几天我都是一个人玩，走来走去像一只被判罚离群的鸟儿。我想要跟谁玩，甚至我一走近谁，那个可怕的孩子就把谁喊过去，就非常亲密地把谁叫到他那边去。我已经输了，我现在才看出所有的孩子都在那一刻输给他了，因为没有哪一个孩子愿意落到我的处境，没有哪一个孩子不害怕被孤立。那些天我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都是郁郁寡欢一个人呆呆地发愣。奶奶摸摸我的头——温度正常，妈妈看看我的作业本——都是5分。“怎么啦你？”我不回答，我不知道怎样回答。但那个可怕的孩子并不就此罢休，他是个天才几十年后我将会懂得世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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