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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丁说，是非标准是人判别事物的一个基本标准，有“大”“小”之分。
“大”，通常是社会极力倡导的做人的底线，是共性的，靠长期的培养累积形成，一旦形成，除非遇有过于强大的外力，不会轻易改变，一旦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问题，常常能够诱发社会的动荡，所以尽管这个过程是缓慢的，却是不容忽视的。
“小”，则是相对的，相对性表现在“小”总是在“大”的原则指导下无限地接近于“大”，也就是说，“大”是靠“小”来贯彻的，而且在贯彻上存有弹性，弹性的大小取决于个体。
正因为是非标准的“大”“小”之分，才有了大人物和小人物的差别，依据自然是由于个体差异而形成的坚持是非标准的坚决性。
我猜想，大人物必定是因为具备某种能够提高而且能够转化为坚忍不拔的自我控制力的学识的潜质才让自己成为万众注目领袖群伦的大人物。
由于自我控制力的存在和层次性，决定了大人物的层次性，不同层次的控制力便有不同层次的大人物，尽管也存在着具有极强控制力的大人物暂时不居于大人物层次的个别，这种个别称之为潜龙，正所谓“有朝一日，飞龙在天”，实在飞不起来的只能算悲剧或根本算不得龙了。
而对于小人物来说，是非标准只能具体地表现为壮志难酬的强烈地骚动与不安与落魄，虽或默默地独自承受或毫无节制地盲目反抗，生命却犹如夹缝中的小草艰难而又无奈。
我们都是小人物，完全没有必要过多地去关注大人物而忽视了自己。所以，我的任务就是带兄弟们一起去感受这种骚动。
兄弟们必定已从前面的讲述中了解到，我是个只顾忙于工作而别无他顾的人。其实，从书记调走那天起，我的处境已经开始变得不妙了，只不过被我忽视了而已，其时机敏的人早已在静观其变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原是应该感受得到的，他几乎参加了所有部门为他举行的庆功宴而唯独拒绝了我，而且一本正经地训斥了我。
那一天，从不吃机关伙房的他偏偏到食堂就餐，尽管食堂特地为他烧了四样小菜，却毕竟吃在食堂。这绝对是一种姿态，我直到现在才领悟到，当领导向你故作姿态时，说明隔阂已经产生了，离穿小鞋为期不远了。
但我当时无论如何也不会如此去想，反以为领导必定是因为怕给我添麻烦才拒绝的，因为我当时凡是组织如此场合都是自掏腰包由老婆去做的，我自信老婆的厨艺，甚至连领导嫌弃的念头都没有动过，暗暗地便夸书记重感情，颇有点儿感恩的意思，唯一能报答知遇之恩的便以为必要不惜一切做好工作。
直至稀里糊涂地调入农技站，我仍没有彻底悔悟，坚信领导关于“工作需要，提拔重用”的说法，并且努力地去找一些理由来说服自己。
事实上，“工作需要”常常是领导的一种托辞，而“提拔重用”更多的则是一门高超的语言艺术。
人是极其古怪的动物，只要具备了特定环境，便容易形成“自己如此别人必定如此”的多疑性格，连我常自掏腰包请客的事儿，人家也是万不肯信的，认为我必定是揩了集体的油，因此表现得极为不屑。
——关于我调农技站，不少的好心朋友为此愤愤不平，劝我尽快想方设法调离以图发展。
他们所说的想方设法自然是指前任老书记，他们知道老书记最欣赏我，尽管我们之间只有工作关系并无人们想象中的那种利益关系存在，但毕竟被他们认作了关系。
事实上，关系除了“亲”的那种，多是在相互交往中建立起来的，只不过建立的方式不同，不少人认为只有那种建立了物质利益关系的关系才真正算得上关系，而我却认为只有排出了物质利益的关系才能称得上关系，因为那叫感情，才是真正无价的，至少当时我是这样认为的。
基于这样的观点，这些词义含糊却用意明确的劝告并没有引起我的足够重视，在我看来，只要能够开创工作上的新局面，便会赢得足够的尊重，正如老书记所说的“有作为才能有地位”，因此便只管一门心思地去工作。
值得欣慰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工作果然便有了起色，书记大会小会上的表扬更是让我欣喜不已干劲十足，很快便把那些好心的劝告完全抛诸了脑后。
朋友们又劝我，说农技站是个火药桶，没人敢引爆，你的工作成绩越大，得罪的人就越多，越是趁了某个人当然是指书记的愿。
其实，这也是一种误解，工作不一定要得罪人，更何况如果不得罪坏人又怎么去认识好人呢？岂不是要良莠不分？
朋友辩解道，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呢？原本就是无法区分的，他们的脸上又没有写着字，难道那些形貌丑陋不堪的便一定是坏人吗？是，现在那些留着光头染着彩发的小青年被认为是混子，而且他们也把这种形象当成混子的标志去这样做，难道他们便甘愿这样而不是屈于某种压力故意做出如此姿态以追求一种狐假虎威的效果吗？他们便一定都是从骨子里往外透着坏水的坏人吗？
一连串地诘问之后，朋友叹息道，果真如此的话，倒真的不如去得罪坏人，坏人毕竟可以真刀真枪地干一场，头破血流一番，再一起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一笑泯恩仇岂不痛快？！官场却不这样，冷不丁便会给你一枪一刀，血流满地，往往却找不出伤口在哪儿。难道这便是******素质？朋友嘴里带了脏话，继续感叹道，是啊，这就是素质。
朋友的苦苦劝告并没有让我因此而改变观点，我是一个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人，仍顽固地坚持，工作没有好歹之说，只要能够让自己能力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作，便是最好的工作，至少领导不会如此不堪。
许是朋友戴了茶色眼睛，事实并非如朋友所说那样不堪，应该说，我那一段的工作同样是繁忙愉快而又充满成就感的，看得出来，书记对我的好感日增，他甚至又可以跟我坐到同一张桌上吃饭。
那时候，我对领导是最崇拜的，领导终究有领导水平，绝不会跟一般人那样小肚鸡肠，能够跟领导坐到同一张桌上吃饭，尽管总要不停地忙着照顾领导唯恐不周，还是让我感到了莫大的荣幸，幸福感常常会持续好长一段时间，难怪自尊心高贵的人会那么喜欢回忆与领导在一起的时光。
但人常常会有意外，此后的意外彻底改变了这种良好的局面。当然，也有人说，书记压根儿就没有改变过对我的印象，我不承认这样的事实，始终认为，完全是因为我没有把握好自己才造成的，事实上，我确是情非得已的。
就在我调农技站那年，恰逢镇级领导班子换届选举，曾竭力劝过我的那位朋友神秘地告诉我，说大家想选你做镇领导。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按照历次镇级换届选举的经验，县里镇里都在力保选举意图的实现，从未出现过差错，因此我权作一次玩笑。
随后的党代会上，连差额都不是的我居然得到了二十票，与候选人当选差了六十票。
我知道是朋友捣鬼，如果不是他的话，我绝对会以为有人在故意出我的洋相，因为即使要捣鬼，党代会也是无法操作的——参加党代会的都是党员，党纪不容忽视，每次党代会前，党委书记都要在由党委绝对信得过的党员担任的代表团长会议上三令五申，而且代表团长们多是按照团长所在辖区来安排的，不仅在代表中享有绝对的威信，并且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和鼓动能力，自不会让选举跑了题。
尽管如此，书记还是冲我笑了，镇里的人都知道，书记或许为了自己的威严是从来不笑的，只要他冲谁笑，便必定会有事。因为我不是代表，所以最初并不知情，反以为书记在向我示好。他说，想当官告诉一声，没有必要去做一些小动作。
他的话让我一头雾水，反反复复地掂量了一下午，也没能嚼出其中的滋味。直到晚上，人们拿我的选票搞笑，我才明白了个大概，难怪书记要我到人代会上试吧试吧，我一下子便读出了他那满脸堆笑中的令人恐惧的不屑与讥笑。
我径直去找朋友，大发雷霆，没想到朋友居然不以为意，毫无正经地说，试吧试吧就试吧试吧。
他正在喝酒，酒已有了五成，未及我发完火，便非要逼着我入席，他总是这样让我无可奈何。——他的酒，我是不敢奉陪的，量奇大，有瘾，一天三顿必喝，他曾经自我解嘲说，一顿不喝，浑身便如同遭了虫灾，咬得浑身不自在。
他喝酒方式极不文明，逼人酒，“一二三三二一”就是六杯，倘若碰上对手，便会梁山好汉似地换大碗，人们送他外号“大一碗”。
为了进一步说明他的酒，不妨再提一下另一个与他有关的故事，据说他儿子刚结婚那会儿，老婆劝他少喝免得被儿媳笑话，他果真便有一顿没喝，到第二顿便已不可忍受了，又不能跟老婆闹僵，吃饭的时候，趁老婆不注意，一杯酒便全部倒入了他惯常使用的大水杯内，待老婆转身端饭时，两口就把酒干掉了。儿子结婚不到一周的时间，他便因酒的问题把儿子分了出去，惹来了不少的非议，尽管对于儿子儿媳的孝顺，他是满意的、自豪的，关系也非常融洽。
千不该万不该的，是他不该玩笑时漏了嘴，自己把这一段说了出来，外号由此而起。他不以为意，吹嘘地说，喝酒拼的是身体，量不大的人，必定身体有病。
据此，我常常怀疑他患有酒精依赖症，也就是说慢性酒精中毒，他的身体居然查不出任何毛病，反比那些量不大却因酒而伤心伤肺的人要强健得多，这也算是一个奇迹吧。
人是应该相信缘分的，他逼酒，却从不对我，原因是他那年为了儿子结婚买了席梦思床垫邀我去看，自然要喝酒，喝酒的人总会给自己找理由，那是我第一次跟他喝酒，自觉酒量的我居然喝了个人仰马翻，全部吐在了他的新床垫上。
为此，我深为愧疚，而他却毫不在意，反倒为我扯心裂肺的呕吐而不好意思，每当谈及我吐酒的样子，他便一脸的恐怖，他说他从不吐酒，吐酒的人不宜饮酒，没有比自己身体更重要的友谊，说喝酒如喝情纯******胡扯蛋。从此，我们成了莫逆。
那天，他把我喝趴下了。他酒后从不糊涂，思路反常地清晰，从他的身上，我才真正打消了长期对“李白斗酒诗百篇”的疑惑；而我，酒后就是一个糊涂蛋，满脸赤色，浑身奇痒难当，除非喝睡过去，便会失了自制力，必要胡言乱语一通，事后又记不起到底说了些什么。这是他最看不中我的地方，也是他从不逼我喝酒的原因。
但那天，他劝我，胡言乱语便胡言乱语吧，人是必须要给自己找平衡的，发泄一通总比闷到心里好。
原是赶来问罪的我，居然听了他，一会儿便已迷糊起来，至于自己到底说了些什么，一句也记不起了，只记得他不停地唠叨，人是当逆向思考的，有人投票便说明有人信得过，不见得就是坏事。
第二天，我便病了，整整一周没能起床。与此同时，按照既定的日程，党代会结束之后，人代会如期举行了。
人代会不同于党代会，因为人大代表结构上的要求，不仅比党代会更难把握，而且必须公开计票，当场公布选举结果，所以也更容易出问题。
怕出问题，偏偏要出问题，我居然获得了比得票最末一位当选的副镇长仅仅少一票的选票，如果不是这场不该得或者得的不是时候的病，后果当真难以预料了。
这么一次浏河镇有史以来最大的无组织事件，很难有人会相信其中的当事人竟然毫不知情，直至事件发生之后才了解事实的真相。
信息是“大一碗”传来的，他也是在会议之后遍寻我不见得知了我生病才来探望我的，我们之间虽有年龄上二十多岁的差距，却是心心相通，时间稍长一点儿不相见，彼此间就要相互探望，至少也要打一次电话，可以称得上忘年交。
肯定有人会认为，必定是他帮我做了手脚，天地良心，绝无此事，我们连面也没有碰过。
他确帮我做过手脚，因此见面时，他一脸地愧疚，连呼“对不起”“没有料到”，直到从不拖泥带水的他一连串的道歉结束之后，他才道出了事情的原委——
或许书记认为我的威信在这一年间已基本上消耗殆尽，这次选举的候选人差额居然安排了我。
候选人差额简称差额，尽管在正式会议上绝不能明确指出，但多数代表都能从组织安排的实职上辨得出来，为了防止一些新代表不了解其中的关窍，党委也会通过一些其他的途径让他们彻底搞懂。
所谓“关窍”，即差额是不能当选的，只有这样才能真算人代会的成功。
党代会的结果让书记大吃一惊，他必定战战栗一身冷汗，自作主张地把我从已于正式选举前一天公布的候选人名单中剔了出去，待选票发下来代表们才了解到，差额已换成了一位长年病休在家临近退休的老者。
他的行为无异于弄巧成拙，惹起了不少代表的反感，“大一碗”便从中替我煽风点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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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权者要掌握信息，永远比普通人容易得多，因为永远都不会缺企图靠向当权者兜售信息而获得信任乃至器重的人，如果这些信息能够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其实也算不得坏事，当权者因为职责无疑比普通人更需要信息。然而，这些信息往往搀杂一些个人猜想甚至捏造的成分，因为只有这样的信息才往往是能够吸引人注意力的信息。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下镇里的秘书：他原是临时工，镇里的“交通”，也就是负责镇里“两办”卫生等杂务的那位。凡“交通”都多少有点儿门道，且不说足以让他们到镇里干的社会关系，仅为人处世这一点儿便是一门学问。“交通”无疑是伺候镇里头头的，所以并不好干，前面的几位都没有干好，偏有这位独好。其中的原因不足以与外人道，现实是尽管他并不被多数人看好，却独得书记青睐，干了不到一年，便转正提了秘书。前面政治家曾提及，秘书就是领导的贴身小棉袄，据说他连为书记洗短裤的事都做。
估计书记很快便会探知了“大一碗”的动作，联系到病休的我，必定会有一些关于我与“大一碗”有预谋地搞阴谋的猜测，他原本就多疑，多疑的人往往有一些不切实际的猜想，如果加上秘书的旁证，搞阴谋必定成了书记心目中早已认定的铁定事实，因为书记很快便亲自登门向每名党员代表谈了话，而且把党员联户的做法成功地推广到了代表身上，与“大一碗”的力度自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大一碗”有足够的威信，而且凭借着多年的乡情和交情。
了解了事情的内幕后，我终于弄明白了秘书何以会在我生病期间那么频繁地探望我，我们之间从无交往，而且因为工作上意见不合经常有龃龉，他的旁证比于我不力，最不该的是我为了表示友好而故作精神饱满地接待他。
说完之后，“大一碗”便软软地仰躺到我的床上，一动不动，一句话也不说，两眼只管死死地盯着天花板，看得出已是羞愧难当，我自不便再去埋怨他。突然，他猛地弹起来，两手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抓得我生疼，近乎乞求地说，还是原来那句老话，还是调走吧。
我或许真该调走了，既然出了事故，第二天，我便提前结束了病休，径直去了书记的办公室。我曾反复地考虑过，如此做是否有掩耳盗铃之嫌，能不能反而弄巧成拙弄假成真，一直到他办公室的门口，我仍在不停地权衡，但我实在不能再病休下去了，我必须要有一番解释，我强烈地希望不要把自己精心改善的关系再度弄僵，我甚至做好诸如他大发雷霆拳打脚踢之类的一切准备。
但出人意料得让人震惊——他不仅没有象往常那样，反而热情地接见了我，热情得只顾关怀我的病情，丝毫不提选举的事，连我想解释一番的想法也被他的热情烧得荡然无存，但待我受宠若惊地关门欲离开时，我分明听到了他低声的“不识抬举”的咕噜声，咕噜声虽然迅速地被他故意把桌椅弄出的巨大响声和夸张地恶心呕吐声所淹没。
我原准备再去解释一番的，但是忍住了。他绝不能算是大度的人，或许，我真的该调走了。
说是说办就办，但对于一般干部来说，调动也不是易事，必须要求人，而且必须要办成，否则后果会更加恶劣。所以求人前，必会反复地细细斟酌谋划。
但我所找的并不是朋友所指的前任，而是安宁乡的老书记，前面的讲述中曾提及，他是一位忠厚长者，我相信他办这类事要比书记的前任把握得多，而且我始终坚信他的人品和能力。
果不出所料，听完我的陈述，他非常乐于帮忙，但拒不肯收我带去的一万元钱。
关于一万元钱，我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尽管我们之间从未有过金钱上的往来，但我还是决定必须要带的。
为此，我曾经征求过“大一碗”的意见，他坚决主张带，而且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些当时我几乎闻所未闻的信息：现在办事都明码标价，这个明当然不是指通常说在嘴上的那个“明”，而是心知肚明的“明”，办事必须首先准确把握“明”，太多了，事有不值；太少了，事有不成；必须恰到好处。据说，我们县当时一般调到不能少于五千元；进城则因为工资和进步上的差异必须达到一万元以上；至于提拔便要根据职位的不同定价，至少得两万，高者几十万。
我决定带钱，并没有考虑交易的问题，凭我们之间的关系，根本无需交易，主要考虑他同样需要找人，咱总不能求人办了事又让人赔了钱，至于数量，自是最低档的，即使这些，已足以令我头重脚轻。
关于我的决定，尽管曾向“大一碗”征求过意见，并且是在他的意见基础上形成的，但真正实施的时候，我并没有告诉他，我隐隐地感觉不能告诉他，尽管他见我为难，曾慷慨地向我甩出五万活动经费，但我既不打算让他知道，便不会收，尽管我非常迫切地需要，但我还是严辞拒绝了，而是靠老婆以购买家具的名义去娘家借了来，这不仅事关脸面，还有其他。
我朋友不多，却尽是“大一碗”之类的人物。仅凭这一点儿，我便远不如他们，别看官不大，倒沾染了不少官气。
闲话少说，且说既已带了去，便要留下，似乎不留下心便总在悬着，任凭他如何肯定的答应。——我象做贼一样不自然，心也跳，脸也红，说话也啰哩啰嗦，总怕说不明白，偏偏又说不到点子上去，手脚在不由自主地颤抖，越颤抖越手脚乏力。许是他看出了我的紧张，便勉为其难地收下了，随意地扔到沙发上。
不知所语地忙不迭地离开后，我感觉后背已经湿透了，内衣贴到身上，凉飕飕的，心里先是因似乎看到了某种可能的希望而一阵轻松，继而便是反复地利弊权衡与对比，因为那毕竟是巨额的一万元，而且是债务。
说巨额，千万别不信，那时相当于我们夫妻两人一年的工资，而且必须抛除吃喝的因素，一万元送出去了，必须全家人一年不吃不喝。
想着，心里便乱糟糟的，便不愿回家，因为我实在无法面对短视的老婆因老大不乐意而翘得老高能够拴住驴的嘴。
去哪里？唯有去找“大一碗”，我甚至萌生了他或许能给予帮忙的卑鄙念头，但我非常清醒，这既是不可能的，也是我不能做的。
“大一碗”又在喝小酒儿，见我颓废的样子，比猴儿还精的他已猜到了几分，高兴得手舞足蹈，连呼“有门儿”，当晚喝了一公斤酒，睡了个踏踏实实。而我沾了酒，却愈加难受，说不出有股什么滋味在心里不停地翻腾，只有呕吐得浑身狼藉。真********世道，调动工作还要花钱！！！吐着，心里更不平衡，嘴里便不由自主地骂着，稀里糊涂，倒头便睡到地上。
你肯定不会相信，天地下居然有这样的领导——第二天，他便怕钱烫手似地把钱送了回来，我感觉自己有点儿死皮赖脸，因为我居然死活不肯再要，推辞不过，他便上了车。我刚松了一口气，他突然敞开车窗从窗上扔了出来，扔出来的仍是我原来的那个因为反复掂量而弄折了的信封。
送钱用信封是我们县当时的流行，我至今也搞不懂其中的用意，大概是图个安全吧，信封就这样成了送钱的代名词，类似于红包一类吧。
人真******怪物，送的时候紧张，人家收下了不痛快，当真退回来了却复杂起来：尴尬、不安、绝望一涌而上，非要把人煮糊不可，尤其是当“大一碗”不见眼色地狂喊乱叫“事无成”时，我看似平静实欲炸裂开来，反不如前面患得患失充满猜测而又惴惴不安的期盼。
就是从那时起，我认定，期盼也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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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丁说，是非标准是人判别事物的一个基本标准，有“大”“小”之分。
“大”，通常是社会极力倡导的做人的底线，是共性的，靠长期的培养累积形成，一旦形成，除非遇有过于强大的外力，不会轻易改变，一旦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问题，常常能够诱发社会的动荡，所以尽管这个过程是缓慢的，却是不容忽视的。
“小”，则是相对的，相对性表现在“小”总是在“大”的原则指导下无限地接近于“大”，也就是说，“大”是靠“小”来贯彻的，而且在贯彻上存有弹性，弹性的大小取决于个体。
正因为是非标准的“大”“小”之分，才有了大人物和小人物的差别，依据自然是由于个体差异而形成的坚持是非标准的坚决性。
我猜想，大人物必定是因为具备某种能够提高而且能够转化为坚忍不拔的自我控制力的学识的潜质才让自己成为万众注目领袖群伦的大人物。
由于自我控制力的存在和层次性，决定了大人物的层次性，不同层次的控制力便有不同层次的大人物，尽管也存在着具有极强控制力的大人物暂时不居于大人物层次的个别，这种个别称之为潜龙，正所谓“有朝一日，飞龙在天”，实在飞不起来的只能算悲剧或根本算不得龙了。
而对于小人物来说，是非标准只能具体地表现为壮志难酬的强烈地骚动与不安与落魄，虽或默默地独自承受或毫无节制地盲目反抗，生命却犹如夹缝中的小草艰难而又无奈。
我们都是小人物，完全没有必要过多地去关注大人物而忽视了自己。所以，我的任务就是带兄弟们一起去感受这种骚动。
兄弟们必定已从前面的讲述中了解到，我是个只顾忙于工作而别无他顾的人。其实，从书记调走那天起，我的处境已经开始变得不妙了，只不过被我忽视了而已，其时机敏的人早已在静观其变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原是应该感受得到的，他几乎参加了所有部门为他举行的庆功宴而唯独拒绝了我，而且一本正经地训斥了我。
那一天，从不吃机关伙房的他偏偏到食堂就餐，尽管食堂特地为他烧了四样小菜，却毕竟吃在食堂。这绝对是一种姿态，我直到现在才领悟到，当领导向你故作姿态时，说明隔阂已经产生了，离穿小鞋为期不远了。
但我当时无论如何也不会如此去想，反以为领导必定是因为怕给我添麻烦才拒绝的，因为我当时凡是组织如此场合都是自掏腰包由老婆去做的，我自信老婆的厨艺，甚至连领导嫌弃的念头都没有动过，暗暗地便夸书记重感情，颇有点儿感恩的意思，唯一能报答知遇之恩的便以为必要不惜一切做好工作。
直至稀里糊涂地调入农技站，我仍没有彻底悔悟，坚信领导关于“工作需要，提拔重用”的说法，并且努力地去找一些理由来说服自己。
事实上，“工作需要”常常是领导的一种托辞，而“提拔重用”更多的则是一门高超的语言艺术。
人是极其古怪的动物，只要具备了特定环境，便容易形成“自己如此别人必定如此”的多疑性格，连我常自掏腰包请客的事儿，人家也是万不肯信的，认为我必定是揩了集体的油，因此表现得极为不屑。
——关于我调农技站，不少的好心朋友为此愤愤不平，劝我尽快想方设法调离以图发展。
他们所说的想方设法自然是指前任老书记，他们知道老书记最欣赏我，尽管我们之间只有工作关系并无人们想象中的那种利益关系存在，但毕竟被他们认作了关系。
事实上，关系除了“亲”的那种，多是在相互交往中建立起来的，只不过建立的方式不同，不少人认为只有那种建立了物质利益关系的关系才真正算得上关系，而我却认为只有排出了物质利益的关系才能称得上关系，因为那叫感情，才是真正无价的，至少当时我是这样认为的。
基于这样的观点，这些词义含糊却用意明确的劝告并没有引起我的足够重视，在我看来，只要能够开创工作上的新局面，便会赢得足够的尊重，正如老书记所说的“有作为才能有地位”，因此便只管一门心思地去工作。
值得欣慰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工作果然便有了起色，书记大会小会上的表扬更是让我欣喜不已干劲十足，很快便把那些好心的劝告完全抛诸了脑后。
朋友们又劝我，说农技站是个火药桶，没人敢引爆，你的工作成绩越大，得罪的人就越多，越是趁了某个人当然是指书记的愿。
其实，这也是一种误解，工作不一定要得罪人，更何况如果不得罪坏人又怎么去认识好人呢？岂不是要良莠不分？
朋友辩解道，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呢？原本就是无法区分的，他们的脸上又没有写着字，难道那些形貌丑陋不堪的便一定是坏人吗？是，现在那些留着光头染着彩发的小青年被认为是混子，而且他们也把这种形象当成混子的标志去这样做，难道他们便甘愿这样而不是屈于某种压力故意做出如此姿态以追求一种狐假虎威的效果吗？他们便一定都是从骨子里往外透着坏水的坏人吗？
一连串地诘问之后，朋友叹息道，果真如此的话，倒真的不如去得罪坏人，坏人毕竟可以真刀真枪地干一场，头破血流一番，再一起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一笑泯恩仇岂不痛快？！官场却不这样，冷不丁便会给你一枪一刀，血流满地，往往却找不出伤口在哪儿。难道这便是******素质？朋友嘴里带了脏话，继续感叹道，是啊，这就是素质。
朋友的苦苦劝告并没有让我因此而改变观点，我是一个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人，仍顽固地坚持，工作没有好歹之说，只要能够让自己能力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作，便是最好的工作，至少领导不会如此不堪。
许是朋友戴了茶色眼睛，事实并非如朋友所说那样不堪，应该说，我那一段的工作同样是繁忙愉快而又充满成就感的，看得出来，书记对我的好感日增，他甚至又可以跟我坐到同一张桌上吃饭。
那时候，我对领导是最崇拜的，领导终究有领导水平，绝不会跟一般人那样小肚鸡肠，能够跟领导坐到同一张桌上吃饭，尽管总要不停地忙着照顾领导唯恐不周，还是让我感到了莫大的荣幸，幸福感常常会持续好长一段时间，难怪自尊心高贵的人会那么喜欢回忆与领导在一起的时光。
但人常常会有意外，此后的意外彻底改变了这种良好的局面。当然，也有人说，书记压根儿就没有改变过对我的印象，我不承认这样的事实，始终认为，完全是因为我没有把握好自己才造成的，事实上，我确是情非得已的。
就在我调农技站那年，恰逢镇级领导班子换届选举，曾竭力劝过我的那位朋友神秘地告诉我，说大家想选你做镇领导。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按照历次镇级换届选举的经验，县里镇里都在力保选举意图的实现，从未出现过差错，因此我权作一次玩笑。
随后的党代会上，连差额都不是的我居然得到了二十票，与候选人当选差了六十票。
我知道是朋友捣鬼，如果不是他的话，我绝对会以为有人在故意出我的洋相，因为即使要捣鬼，党代会也是无法操作的——参加党代会的都是党员，党纪不容忽视，每次党代会前，党委书记都要在由党委绝对信得过的党员担任的代表团长会议上三令五申，而且代表团长们多是按照团长所在辖区来安排的，不仅在代表中享有绝对的威信，并且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和鼓动能力，自不会让选举跑了题。
尽管如此，书记还是冲我笑了，镇里的人都知道，书记或许为了自己的威严是从来不笑的，只要他冲谁笑，便必定会有事。因为我不是代表，所以最初并不知情，反以为书记在向我示好。他说，想当官告诉一声，没有必要去做一些小动作。
他的话让我一头雾水，反反复复地掂量了一下午，也没能嚼出其中的滋味。直到晚上，人们拿我的选票搞笑，我才明白了个大概，难怪书记要我到人代会上试吧试吧，我一下子便读出了他那满脸堆笑中的令人恐惧的不屑与讥笑。
我径直去找朋友，大发雷霆，没想到朋友居然不以为意，毫无正经地说，试吧试吧就试吧试吧。
他正在喝酒，酒已有了五成，未及我发完火，便非要逼着我入席，他总是这样让我无可奈何。——他的酒，我是不敢奉陪的，量奇大，有瘾，一天三顿必喝，他曾经自我解嘲说，一顿不喝，浑身便如同遭了虫灾，咬得浑身不自在。
他喝酒方式极不文明，逼人酒，“一二三三二一”就是六杯，倘若碰上对手，便会梁山好汉似地换大碗，人们送他外号“大一碗”。
为了进一步说明他的酒，不妨再提一下另一个与他有关的故事，据说他儿子刚结婚那会儿，老婆劝他少喝免得被儿媳笑话，他果真便有一顿没喝，到第二顿便已不可忍受了，又不能跟老婆闹僵，吃饭的时候，趁老婆不注意，一杯酒便全部倒入了他惯常使用的大水杯内，待老婆转身端饭时，两口就把酒干掉了。儿子结婚不到一周的时间，他便因酒的问题把儿子分了出去，惹来了不少的非议，尽管对于儿子儿媳的孝顺，他是满意的、自豪的，关系也非常融洽。
千不该万不该的，是他不该玩笑时漏了嘴，自己把这一段说了出来，外号由此而起。他不以为意，吹嘘地说，喝酒拼的是身体，量不大的人，必定身体有病。
据此，我常常怀疑他患有酒精依赖症，也就是说慢性酒精中毒，他的身体居然查不出任何毛病，反比那些量不大却因酒而伤心伤肺的人要强健得多，这也算是一个奇迹吧。
人是应该相信缘分的，他逼酒，却从不对我，原因是他那年为了儿子结婚买了席梦思床垫邀我去看，自然要喝酒，喝酒的人总会给自己找理由，那是我第一次跟他喝酒，自觉酒量的我居然喝了个人仰马翻，全部吐在了他的新床垫上。
为此，我深为愧疚，而他却毫不在意，反倒为我扯心裂肺的呕吐而不好意思，每当谈及我吐酒的样子，他便一脸的恐怖，他说他从不吐酒，吐酒的人不宜饮酒，没有比自己身体更重要的友谊，说喝酒如喝情纯******胡扯蛋。从此，我们成了莫逆。
那天，他把我喝趴下了。他酒后从不糊涂，思路反常地清晰，从他的身上，我才真正打消了长期对“李白斗酒诗百篇”的疑惑；而我，酒后就是一个糊涂蛋，满脸赤色，浑身奇痒难当，除非喝睡过去，便会失了自制力，必要胡言乱语一通，事后又记不起到底说了些什么。这是他最看不中我的地方，也是他从不逼我喝酒的原因。
但那天，他劝我，胡言乱语便胡言乱语吧，人是必须要给自己找平衡的，发泄一通总比闷到心里好。
原是赶来问罪的我，居然听了他，一会儿便已迷糊起来，至于自己到底说了些什么，一句也记不起了，只记得他不停地唠叨，人是当逆向思考的，有人投票便说明有人信得过，不见得就是坏事。
第二天，我便病了，整整一周没能起床。与此同时，按照既定的日程，党代会结束之后，人代会如期举行了。
人代会不同于党代会，因为人大代表结构上的要求，不仅比党代会更难把握，而且必须公开计票，当场公布选举结果，所以也更容易出问题。
怕出问题，偏偏要出问题，我居然获得了比得票最末一位当选的副镇长仅仅少一票的选票，如果不是这场不该得或者得的不是时候的病，后果当真难以预料了。
这么一次浏河镇有史以来最大的无组织事件，很难有人会相信其中的当事人竟然毫不知情，直至事件发生之后才了解事实的真相。
信息是“大一碗”传来的，他也是在会议之后遍寻我不见得知了我生病才来探望我的，我们之间虽有年龄上二十多岁的差距，却是心心相通，时间稍长一点儿不相见，彼此间就要相互探望，至少也要打一次电话，可以称得上忘年交。
肯定有人会认为，必定是他帮我做了手脚，天地良心，绝无此事，我们连面也没有碰过。
他确帮我做过手脚，因此见面时，他一脸地愧疚，连呼“对不起”“没有料到”，直到从不拖泥带水的他一连串的道歉结束之后，他才道出了事情的原委——
或许书记认为我的威信在这一年间已基本上消耗殆尽，这次选举的候选人差额居然安排了我。
候选人差额简称差额，尽管在正式会议上绝不能明确指出，但多数代表都能从组织安排的实职上辨得出来，为了防止一些新代表不了解其中的关窍，党委也会通过一些其他的途径让他们彻底搞懂。
所谓“关窍”，即差额是不能当选的，只有这样才能真算人代会的成功。
党代会的结果让书记大吃一惊，他必定战战栗一身冷汗，自作主张地把我从已于正式选举前一天公布的候选人名单中剔了出去，待选票发下来代表们才了解到，差额已换成了一位长年病休在家临近退休的老者。
他的行为无异于弄巧成拙，惹起了不少代表的反感，“大一碗”便从中替我煽风点火。
2
当权者要掌握信息，永远比普通人容易得多，因为永远都不会缺企图靠向当权者兜售信息而获得信任乃至器重的人，如果这些信息能够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其实也算不得坏事，当权者因为职责无疑比普通人更需要信息。然而，这些信息往往搀杂一些个人猜想甚至捏造的成分，因为只有这样的信息才往往是能够吸引人注意力的信息。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下镇里的秘书：他原是临时工，镇里的“交通”，也就是负责镇里“两办”卫生等杂务的那位。凡“交通”都多少有点儿门道，且不说足以让他们到镇里干的社会关系，仅为人处世这一点儿便是一门学问。“交通”无疑是伺候镇里头头的，所以并不好干，前面的几位都没有干好，偏有这位独好。其中的原因不足以与外人道，现实是尽管他并不被多数人看好，却独得书记青睐，干了不到一年，便转正提了秘书。前面政治家曾提及，秘书就是领导的贴身小棉袄，据说他连为书记洗短裤的事都做。
估计书记很快便会探知了“大一碗”的动作，联系到病休的我，必定会有一些关于我与“大一碗”有预谋地搞阴谋的猜测，他原本就多疑，多疑的人往往有一些不切实际的猜想，如果加上秘书的旁证，搞阴谋必定成了书记心目中早已认定的铁定事实，因为书记很快便亲自登门向每名党员代表谈了话，而且把党员联户的做法成功地推广到了代表身上，与“大一碗”的力度自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大一碗”有足够的威信，而且凭借着多年的乡情和交情。
了解了事情的内幕后，我终于弄明白了秘书何以会在我生病期间那么频繁地探望我，我们之间从无交往，而且因为工作上意见不合经常有龃龉，他的旁证比于我不力，最不该的是我为了表示友好而故作精神饱满地接待他。
说完之后，“大一碗”便软软地仰躺到我的床上，一动不动，一句话也不说，两眼只管死死地盯着天花板，看得出已是羞愧难当，我自不便再去埋怨他。突然，他猛地弹起来，两手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抓得我生疼，近乎乞求地说，还是原来那句老话，还是调走吧。
我或许真该调走了，既然出了事故，第二天，我便提前结束了病休，径直去了书记的办公室。我曾反复地考虑过，如此做是否有掩耳盗铃之嫌，能不能反而弄巧成拙弄假成真，一直到他办公室的门口，我仍在不停地权衡，但我实在不能再病休下去了，我必须要有一番解释，我强烈地希望不要把自己精心改善的关系再度弄僵，我甚至做好诸如他大发雷霆拳打脚踢之类的一切准备。
但出人意料得让人震惊——他不仅没有象往常那样，反而热情地接见了我，热情得只顾关怀我的病情，丝毫不提选举的事，连我想解释一番的想法也被他的热情烧得荡然无存，但待我受宠若惊地关门欲离开时，我分明听到了他低声的“不识抬举”的咕噜声，咕噜声虽然迅速地被他故意把桌椅弄出的巨大响声和夸张地恶心呕吐声所淹没。
我原准备再去解释一番的，但是忍住了。他绝不能算是大度的人，或许，我真的该调走了。
说是说办就办，但对于一般干部来说，调动也不是易事，必须要求人，而且必须要办成，否则后果会更加恶劣。所以求人前，必会反复地细细斟酌谋划。
但我所找的并不是朋友所指的前任，而是安宁乡的老书记，前面的讲述中曾提及，他是一位忠厚长者，我相信他办这类事要比书记的前任把握得多，而且我始终坚信他的人品和能力。
果不出所料，听完我的陈述，他非常乐于帮忙，但拒不肯收我带去的一万元钱。
关于一万元钱，我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尽管我们之间从未有过金钱上的往来，但我还是决定必须要带的。
为此，我曾经征求过“大一碗”的意见，他坚决主张带，而且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些当时我几乎闻所未闻的信息：现在办事都明码标价，这个明当然不是指通常说在嘴上的那个“明”，而是心知肚明的“明”，办事必须首先准确把握“明”，太多了，事有不值；太少了，事有不成；必须恰到好处。据说，我们县当时一般调到不能少于五千元；进城则因为工资和进步上的差异必须达到一万元以上；至于提拔便要根据职位的不同定价，至少得两万，高者几十万。
我决定带钱，并没有考虑交易的问题，凭我们之间的关系，根本无需交易，主要考虑他同样需要找人，咱总不能求人办了事又让人赔了钱，至于数量，自是最低档的，即使这些，已足以令我头重脚轻。
关于我的决定，尽管曾向“大一碗”征求过意见，并且是在他的意见基础上形成的，但真正实施的时候，我并没有告诉他，我隐隐地感觉不能告诉他，尽管他见我为难，曾慷慨地向我甩出五万活动经费，但我既不打算让他知道，便不会收，尽管我非常迫切地需要，但我还是严辞拒绝了，而是靠老婆以购买家具的名义去娘家借了来，这不仅事关脸面，还有其他。
我朋友不多，却尽是“大一碗”之类的人物。仅凭这一点儿，我便远不如他们，别看官不大，倒沾染了不少官气。
闲话少说，且说既已带了去，便要留下，似乎不留下心便总在悬着，任凭他如何肯定的答应。——我象做贼一样不自然，心也跳，脸也红，说话也啰哩啰嗦，总怕说不明白，偏偏又说不到点子上去，手脚在不由自主地颤抖，越颤抖越手脚乏力。许是他看出了我的紧张，便勉为其难地收下了，随意地扔到沙发上。
不知所语地忙不迭地离开后，我感觉后背已经湿透了，内衣贴到身上，凉飕飕的，心里先是因似乎看到了某种可能的希望而一阵轻松，继而便是反复地利弊权衡与对比，因为那毕竟是巨额的一万元，而且是债务。
说巨额，千万别不信，那时相当于我们夫妻两人一年的工资，而且必须抛除吃喝的因素，一万元送出去了，必须全家人一年不吃不喝。
想着，心里便乱糟糟的，便不愿回家，因为我实在无法面对短视的老婆因老大不乐意而翘得老高能够拴住驴的嘴。
去哪里？唯有去找“大一碗”，我甚至萌生了他或许能给予帮忙的卑鄙念头，但我非常清醒，这既是不可能的，也是我不能做的。
“大一碗”又在喝小酒儿，见我颓废的样子，比猴儿还精的他已猜到了几分，高兴得手舞足蹈，连呼“有门儿”，当晚喝了一公斤酒，睡了个踏踏实实。而我沾了酒，却愈加难受，说不出有股什么滋味在心里不停地翻腾，只有呕吐得浑身狼藉。真********世道，调动工作还要花钱！！！吐着，心里更不平衡，嘴里便不由自主地骂着，稀里糊涂，倒头便睡到地上。
你肯定不会相信，天地下居然有这样的领导——第二天，他便怕钱烫手似地把钱送了回来，我感觉自己有点儿死皮赖脸，因为我居然死活不肯再要，推辞不过，他便上了车。我刚松了一口气，他突然敞开车窗从窗上扔了出来，扔出来的仍是我原来的那个因为反复掂量而弄折了的信封。
送钱用信封是我们县当时的流行，我至今也搞不懂其中的用意，大概是图个安全吧，信封就这样成了送钱的代名词，类似于红包一类吧。
人真******怪物，送的时候紧张，人家收下了不痛快，当真退回来了却复杂起来：尴尬、不安、绝望一涌而上，非要把人煮糊不可，尤其是当“大一碗”不见眼色地狂喊乱叫“事无成”时，我看似平静实欲炸裂开来，反不如前面患得患失充满猜测而又惴惴不安的期盼。
就是从那时起，我认定，期盼也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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